“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是中国古代文人的最大追求。即如果不能成为良相治国安邦，那就成为良医济世救人。可是，说句话还隐藏着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救人先救己，只有把自己救起来了，才能够去救别人。如果自己生存无依，即使你有再高的理想，又如何去救人呢？中医也是一样，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仁心仁术，其关键就在于中医这个职业，只要水平不错，不能说大富大贵，但小康水平还是能够做到的，这也是中医能够济世救人的关键。如果象现在这样，中医社会地位低下，收入极低，自己生存还比较艰难，又如何让他们去济世救人呢？比如，现在的中医院，或者医院的中医科，如果你没有钱，估计连医院门都进不去，就更不会有人为你治疗了，至于说半价或者免费为你治疗，就更不可能了。而在过去，这种事情是每一个不错的中医都频繁遇到的事情。

就拿近代的蒲辅周来说吧，他原名蒲启宇，15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医。白天侍诊，晚上读书。18岁出师，坐诊杏林药堂。他对就诊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诊断，活人很多，小有名气。为了表示济世救人的志向，改启宇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的意思。1921年，潼江水灾，县城拥集大批灾民，蒲辅周早出晚归为灾民义诊，施药。1932年，蒲辅周置田二十亩，创西河义渡。1934年，蒲辅周又拿出节俭之资，买田五十亩创办“同济施医药社”，请名医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捡药。乡民拍手相庆。蒲辅周成为潼城百姓有口皆碑之人。1935年，梓潼霍乱流行，一天死数十人。他立即汇二百个大洋处方一张。要三弟将治霍乱药方抄写四处张贴。将汇款买药，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蒲辅周就是古代大医的一个缩影，他们在自己生活无忧的情况下，经常为穷人义诊，少收费或不收费是经常的事，遇到灾年还会捐钱捐物，义务救灾。

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中医很难做到这一点呢？原因就在于他们自己本身就生存艰难。比如现在的中医院或西医院的中医科，绝大多数都是亏损的部门，不得已，中医院开始引入西医的检测仪器，抛弃不挣钱的四诊，而靠检测挣钱，尤其是手术的引入，更是将无数中医能治好的病推给了手术。中医院是活了，而中医却没了。至于西医院的中医科，生存就更艰难了，医院怎么可能放着西医挣钱的西医不做，让病人去中医科呢？很多人不明白，过去的中医只要水平不错，都挣得盆满钵满，而现代的中医却挣不到钱呢？答案其实很简单，是政策限制。看看中医行医的主体就知道了，过去主要都是个体行医，而现在行医的主体却是医院。把两者的成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中医是全科，什么病都可以治，因此，一个好的中医就相当于一个全科医院。

比如台湾的老中医张步桃，一天竟然接诊高达200人，而一个中医院也不见得能够接诊这么多人。而张步桃诊断开方，再找两个徒弟抓药，三个人就足够了。如果放到了中医院，至少需要20-30号人，光人工成本这一块就没法比了！况且，医院需要比较大的场所，而个体只需要很小的地方即可，固定成本也低多了。甚至很多中医不需要额外的场所，只在自己家里就行了。比如，只开方不抓药，只收开方费，几乎是零投入，零成本，这谁能比啊！即使收费很少，如果水平不错，找的人多，仍然是收入不错。也正是如此，他们才有能力把中医变成仁心仁术。自解放后，中国行医的主体就逐渐从个体走向了中医院，这其实是把中医简便效廉的优势给破坏了。中医不比西医，西医是标准化治疗，规模化的医院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中医是个性化治疗，个体行医才是最适合的。一旦采用了中医院这种形式，就等于用中医之短与西医之长相对抗，败下阵来是必然的。况且，医院作为集体，挣钱就是第一目标，这就直接让仁心仁术的中医变成了一门挣钱的学问了。

现在去中医院看中医，基本不切脉了，中医大夫不切脉还是中医吗？即便给你把个脉吧，手搭上去还不到三秒钟就放下来了，这样的切脉不就是形式嘛，哪有什么实质意义呢。

现在中医院盖的都高大上，里面设备应有尽有，尤其是现代先进技术设备一个都不少，大夫看病离不开检查和检验项目，而且一个都不少开，仿佛离开了这些技术辅助设备就坐不了诊，借用现代设备进行诊断本来是好事，但是不能全然什么都依靠这些技术结果进行诊疗，这也不符合中医的诊疗规则。

现在的许多医院都已经市场化了，需要盈利创收，怎么样才能做到创收呢？当然是给病人多做检查、多做手术、多用药了！就用药而言，现在的西药还需要医生开吗？只要病人的检验、检测报告出来就行，所有的药都有药品说明书，医生只需要对症配药就行了，西医的医生充其量就是一个药品推销员，当然了，那些拿手术刀的外科医生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