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爆发以后，清军在海陆两个战场上都先后失利，特别是陆上战场更是一溃千里。清政府无奈之下，只能在11月的时候通过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向日本转达了愿意放弃在朝权益和赔偿军费求和的意想。 然而日本政府野心勃勃，对于清廷提出的条件不屑一顾，因此予以拒绝，只是允许清政府派遣全权代表付日和谈，商议停战条件。急于求和清政府随即任命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头品顶戴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前往日本进行谈判。 日本政府深知此时日军虽然占据了上风，但是还没有将清政府逼入绝境，提出苛刻的谈判条件清廷肯定不会轻易答应。一旦谈判出现反复，和谈条件泄露，一旦被其他列强知道，可能横生枝节，所以有意拖延时间，想等日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再和谈。 就这样1895年1月30日张萌桓、邵友濂抵达广岛，在2月1日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第一次会面时，日方就以清政府任命张邵出使日本的诏书中有一句“转奏裁决”，对他们是否具有全权提出质疑，拒绝谈判。 日方这个理由纯属无理取闹，因为日本的任命敕书中，同样有一句“朕亲加检阅，果真妥善，即便批准”。可是张萌桓、邵友濂知道朝廷急于求和，不敢争辩，只能一面急电国内要求重发诏书，一面在2月2日和日方再次谈判时，声明两人具有谈判的资格。 问题是，日本既然是有意拖延时间，自然不会接受这个解释，并明确提出清政府必须派出“负有重望官爵并足以保证实行缔结条约之人员当此大任”，随即以广岛是日军集结地，涉及军事机密为由，要求张邵立刻离开。在日方逼迫下，2月4日抵达日本才6天的张萌桓、邵友濂只能匆匆前往长崎，准备回国。 而焦头烂额的清廷接到报告以后急忙致电日本，表示愿意重新下发诏书申明张、邵二人的全权代表身份，希望日本允许他们留在长崎，等新的诏书到了以后展开谈判。本来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的日本对此自然不屑一顾，再次予以拒。 就这样最终张萌桓、邵友濂什么都没谈成，只是和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见了两面就被迫离开日本回国，弱国在外交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