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老总对康克清说：“我一直在想，当年井冈山会师才几千人，毛主席就提出‘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士兵委员会;红军的任务不仅仅是作战，同时要作宣传队工作队，帮助建立地方政权;摸索出‘十六字’作战方针……现在回想起来，每一条都很深远呐。
在井冈山和转战赣南闽西时，开始我并不信服主席，他没有学过军事，我带兵打仗多年。但实践证明，主席是正确的，他看得想得比我深远。得到这个‘证明’，我党我军付出了很大代价，流了很多血，用了比较长的时间……”
回溯历史，1936年至1938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后，毛主席在短短的时间内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并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1月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中共中央党校多次发表关于军事和哲学问题的讲演。毛主席的这些军事名篇和讲演，不仅概括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的宝贵经验，还深刻阐明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以及人民军队的主要战略战术，解答了当时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军事问题。
这些著作和讲演引起了听课学员强烈的学习和研究的兴趣与热情，“从1938年起，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内部对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单篇著作就进行了广泛的学习、研讨和宣传。”
至1940年，开始出现公开发表的文字性研究成果，郭化若、杨松、王明等人开创了毛主席军事思想研究的先河。其中，郭化若被誉为毛主席的“军事高参”，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南昌起义，留学过苏联莫斯科炮兵学校，还参加过红军的反“围剿”作战、长征，并曾担任红军大学的教官，拥有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丰富的战争实践经验。
1937年，抗日战争的烽火骤然燃起，毛主席审时度势，提出了“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称之为全面抗战”的宏伟主张。他深入总结了国内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更加系统地阐述了“民兵是胜利之本”的深远思想。
毛主席深刻剖析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时代特点，指出其与“元朝灭宋”、“清朝灭明”、“英灭印度”的时代背景已截然不同。他断言，日本已步入衰退之路，是一个行将就木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场战争爆发于世界帝国主义，尤其是法西斯国家濒临崩溃的前夜。”
这一历史性的判断预示了其必然失败的命运。而从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近百年的解放运动历经风雨，至今日已积累深厚，尽管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尚不如日本强大，但中国正如日东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衰落状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全球所有反法西斯国家的坚定支持和无私援助。当今世界的人民运动，正以空前的规模和深刻的内涵蓬勃发展。
战争，作为人类社会活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因此，要研究和指导战争，就必须紧跟其发展的步伐。毛主席明确指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都是依照历史的发展和战争的发展而发展的；一成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他认为，着眼于发展就要动态地研究战争，科学地预见未来的战争并进行指导；要以质量守恒定律的观点来把握战争的发展进程；同时，还要以否定之否定的观点来深刻理解和把握战争运动中发展的全过程。
毛主席还深刻指出：“凡属带有要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这表明，他认为要想全面、整体地研究和指导战争，就必须高度重视战争的全局，正确认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全面关照各个方面和各个阶段的情况，并精准把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关节。这样，才能研究出在战争中如何使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我方的变化，从而指导军队夺取战争的胜利。
毛主席提出的着眼于战争特点的原则，要求在研究和指挥战争的过程中，必须敏锐捕捉每一场具体战争所独有的特殊本质。他深刻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了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这涉及到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异。”
毛主席军事思想是适应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当中国革命遭遇巨大挫折，以城市为中心的军事路线宣告失败后，毛主席开创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率先在井冈山开辟了第一块工农武装割据的农村根据地，并成功开展了游击战争。由此，星星之火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势。
然而，中国革命战争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正当毛主席的军事战略取得巨大胜利、革命形势如日中天之际，“左”倾路线却充斥了整个领导集体。他们不仅排斥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还采取了错误的军事战略，几乎使红军走向绝路，且险些葬送了整个革命。直至遵义会议的召开，重新肯定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军事路线。中国革命才开始在毛主席正确的军事战略指导下，在弱势、被动的困境中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终取得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