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秋，周总理抱病最后一次外出，车队开到黄河边，周总理下车，望着黄河逝水，沉思良久。

1972年5月，周恩来的健康状况在一次常规检查中引起了医生的关注。经过一系列深入的医学检查，周恩来于5月18日被诊断出患有膀胱癌。这个诊断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一个重大打击，也为中国政坛投下了一道阴影。尽管病痛日益严重，周恩来却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国家大事，继续坚持工作。

随着病情的发展，周恩来在医生的建议下接受了多次手术治疗，共计十多次。这些手术和治疗带来的身体痛苦极大，但他依然坚持参与国家事务，对外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还能支撑工作。尽管身边的医护人员和助手们劝他减少工作负担，周恩来却始终没有完全听从医嘱，他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放在了个人健康之上。

1973年10月，周恩来总理在身体状况允许下，抓住秋高气爽的好时机，陪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一起驾车前往龙门石窟。而洛阳之行也成为了周恩来和大自然进行的最后一次交流，从此他停止了视察大江南北的足迹。

龙门石窟位于洛阳市南二十五华里的伊水之滨，风景如画的自然环境与千年的佛教雕塑艺术交相辉映，构成了这一历史文化遗址的独特魅力。

龙门石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北魏时期，自那时起直至唐宋，历代工匠在这里开凿了两千多个窟龛，雕刻了超过十万尊佛像，并留下了三千六百多篇造像题记和碑铭。周恩来和他的宾客们在石窟群下车，走进了这一人文与自然美景交织的地方。

可能是由于强烈的阳光，周恩来用手遮挡了眼睛，他环顾四周，一边是清澈的伊水，一边是密布的石窟。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这种闲情逸致在他繁忙的日程中实属罕见。他沿着伊水岸边的路往南走，心中充满了对这片古地的感慨。

在参观过程中，周恩来特别关注了宾阳中洞，这是北魏时期的早期洞窟之一。他对洞内的佛像和精美的莲花宝盖印象深刻。然而，当得知1934年有外国人非法盗运洞内的珍贵文物时，周恩来的表情透露出浓厚的愤怒。

游览后，周恩来在禹王池边驻足，他对这里四季恒温的泉水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他亲自触摸了水温，感受了这自然奇观的恒定温度。

随后，周恩来又前往了正在售卖龙门碑刻拓片的摊位。他对这些记录了魏碑文化的拓片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询问了价格。当得知价格为500元一套时，周恩来虽然非常欣赏，但发现随行人员带的现金不足，最终未能购买。尽管当地市委领导主动提出要赠送，周恩来坚持原则，拒绝接受任何形式的礼物，表明了他的严格自律和清廉的政治品格。

紧接着，周恩来和随行的外宾们信步来到了奉先寺，这里藏匿着唐代雕刻艺术的巅峰之作——卢舍那大佛。这尊佛像高达十七米，每个耳朵近两米高，其周围的弟子、菩萨以及天王力士的雕像均栩栩如生，展现出古代工匠的非凡技艺和深邃的宗教情感。

在参观过程中，周恩来的表情逐渐变得凝重，他在石像前驻足良久，目光沉痛。在这一刻，他强调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责任，表达了对古人智慧的尊重和对文化传承的担忧。他提醒在场的每一个人，古代的艺术和智慧不仅是国家的宝贵财富，更是整个民族文化身份的象征，我们应当竭尽全力保护这些无价之宝，确保它们能安然传承给未来的每一代。

1976年1月8日，一个震动中国的时刻，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逝世。随着心电图逐渐熨平成一条冰冷的直线，一种无法言喻的沉默弥漫在医护人员的脸上。他们的双手仍在进行着最后的抢救努力，但最终不得不面对这残酷的现实。周总理的病房外，哀恸声和哭嚎声开始回荡，很快这悲伤的消息传遍了神州大地，人们心中的悲痛如同潮水般汹涌。

周总理生前一直是火葬的坚定提倡者，他认为，死后占用土地是私有观念的表现，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共利益。按照他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他甚至将绍兴、淮安和重庆的家族墓地平掉，改为农田，供当地农民耕种。这一行为在当时被视为中华民族殡葬改革的重大突破。

遵循他的遗愿，周总理去世后进行了火化，他坚决不留下任何骨灰，要求将其撒向祖国的大好河山。其中一部分骨灰被撒在了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这个地点的选择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和情感寓意。黄河，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周总理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他的童年和青年时期虽然远离家乡，但对母亲的思念与黄河的象征意义交织在一起，使得这条河流在他心中具有无法替代的位置。

周总理希望自己的骨灰能够随着黄河的流动，喂养河中的鱼虾，象征着他对这片土地的回馈。他甚至曾渴望自己的骨灰能随水流向东，最终抵达台湾海峡，象征着他对祖国统一的深切期望。

周恩来的一生是为公众利益而活，他的去世虽然使全国陷入了悲痛，但他的精神和遗愿则如同黄河水一般，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在那一刻，随着最后一撮骨灰的飘散，周总理的身体与自然融为一体，而他留给世界的，是一份对家国未来的无限期许和深刻影响。

参考资料：

历史的回响丨周总理与郑州黄河大桥的故事（澎湃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