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而言‚张红秋女士的说法则更为直接。她说：“路遥正是在政治道路完全被堵死的情况下才转而进行文学创作的‚试图用文学打拼出一条人生的新道路。”功利化的创作心态是许多中国乡土作家都存在的问题。因为他们大多出身贫寒‚希望用写作来改变自身的处境‚路遥也不例外。从路遥自己的创作笔谈和别人的考察中我们得知‚他的创作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倾向。 在 《创作随笔 》中‚他说：“当时‚已经有一种论断‚认为 《人生 》是我不能再逾越的一个高度。就我来说‚我又很难承认 《人生 》就是我的一个再也越不过的横杆……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自己感到规模最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 。可以说‚路遥的创作动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证明自己创造力的丰富或者说是对成功的渴求‚而不是一种纯写作欲望的驱使。李永健先生对其 “巨著情结之累‚大家阴影之弊 ” 的评价就是很好的概括。 在路遥的小说世界中，个人生活的具体环境与“大环境”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种感性的存在。如《人生》中的高家村与县城，以及《平凡的世界》中的双水村、原西县城、黄原市及省城等，这些“小环境”与“大环境”的相互交织，形成了一幅错落有致的风景线，使得小说充满了生命的律动与无尽的诗意。 交叉地带不仅影响和制约着人物的性格和命运，更成为决定人物行动的重要因素。高加林，一个出身农村的青年，他在县城读完高中后，便穿梭于城乡之间。高考落榜后，他回乡做了民办教师，然而后来教师职位被顶替，他在孤寂中冲动地接受了巧珍的爱情。巧珍在远近村屯是出了名的好女子，她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高加林在交叉地带的失落感。 然而，当他进城后，生存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面对大胆、有知识的高中同学黄亚萍，他的感情天平开始倾斜，最终与巧珍分手。然而，由于被“情敌”张克南的母亲告发，他又被迫回到了农村。高加林经历了农村到城市，再到农村的环境转换，每一次转换都伴随着他人生命运的戏剧性变化，他的性格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丰满起来。 孙少安与田润叶的爱情悲剧，最直接的原因便是城乡之间的距离。两人同在农村长大，自小青梅竹马。然而长大后，少安由于家境贫寒而滞留农村，润叶则转为了“公家人”。城乡之别，有如天壤之别，使得这对有情人最终难以成眷属。田福堂也认为，如果润叶是农村户口，孙少安绝对是个理想的女婿。城乡间的现实距离，直接导致了二人悲剧性的命运。 在《平凡的世界》第四十三章里，作家借少平之口，对积极进取和自尊自强的精神进行了热烈的颂扬：“我们出身于贫困的农民家庭——永远不要鄙薄我们的出身，它给我们带来的好处将一生受用不尽。但是，我们一定要从我们出身的局限中解脱出来，从意识上彻底背叛农民的狭隘性，追求更高的生活意义。”这段话，不仅是对少平个人经历的总结，更是对那个时代无数农村青年心声的真实写照。 高加林，这个大马河川老实农民高玉德的独生儿子，在《人生》中一开始就以一个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苦难，似乎一直伴随着他的人生之路。支书高明楼为了安排自己刚从学校毕业的儿子，将他赶出了他完全称职的马店小学。为了给家里换几个灯油钱、盐醋钱，这个前县中的高材生、马店小学的骨干教师，也挎上了蒸馍篮子，踯躅在黄尘飞扬的大道上。 卖馍的章节，是《人生》中最精彩的篇章之一。它通过高加林的所感、所闻，将他“凤凰落架不如鸡”的尴尬处境，以及悲哀、痛苦、愤怒、羞辱而又无处发泄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他心底，对这样的处境存有着深深的自卑感，以至于当张克南提起乡下人的处境时，他对“乡巴佬”的意识竟敏感到了极点！后来，“卫生革命”作为他要改变家乡面貌的一次尝试，却遭到了人们的讥笑。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社会邪恶势力挤出正常生活轨道的高加林，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高加林，一个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高加林。然而，高加林并非懦弱之人，在经历了这些挫折后，他并未认命。他虽有自卑感，但才能出众，更是一个自尊心强、性子硬的强人。就连高家村的“土皇帝”、“大能人”高明楼也暗地里怯他三分。 因此，尽管身处下层，在精神上他从未低视过自己，决心“要在社会的面前，和高明楼他们比个一高二低”。精神上的自尊、自强使高加林的精神世界始终保持着充实、富足的状态，也促使他能一直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显得生气勃勃。苦难不但没有掩盖住他的光彩，反而把他磨炼得更加坚强。路遥的作品曾经感动了无数读者，并能激发他们昂扬的斗志，这正是路遥意识世界中苦难与拯救的对立互动所获得的艺术效果，也是他苦难拯救意识的鲜明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