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教授：路遥过于浓烈的乡土情结使他无法正视他的故乡及乡亲们身上固有的弱点‚即便是那些零星的反面人物‚作者也费尽笔墨描摹出他们愚弱背后的可爱。因此‚可以说正是陕北式的乡土情结主导了路遥的写作。这种没有距离感或距离很近的表现方式也影响了他作品的艺术成就‚阻碍了他对乡土的超越。诚如王富仁先生所感叹：“思想的不足带来了艺术上的败笔‚破坏了它理应达到的思想和艺术的完整性 ” 《平凡的世界中》有很多背离现实的情节，按理说‚像路遥这样固守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对于现实的把握应该是细致而深刻的，况且路遥还是一个对生活和写作极为忠诚的人。 然而，实际情形是像孙少平和田晓霞之间的爱情这些在现实生活中很难发生的事情，在路遥笔下却随处可见。路遥本人也清楚地知道这些情节的不合理之处‚于是他就给 《平凡的世界 》安排了田晓霞突然死亡、秀莲身患绝症等突兀的结尾。遗憾的是‚这种补救性的措施并没有很好地缓解情节设置上的紧张感‚而是让我们更为困惑他何以有这样的选择。其实‚只要对陕北黄土地文化的特性做一个简单考察的话，就会发现陕北人的乡土情结异常浓烈。 “谈起情谊‚在秦陇人眼中最大者莫过于土地。” 路遥的小说犹如一幅细腻的画卷，真切地再现了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的历史风貌，尤其是这一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中，城乡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以及思想观念等多个维度上那难以逾越的鸿沟。他对社会大势的精准捕捉，不仅彰显了他思想的深邃，更体现了他对生活本质的卓越洞察力。 《平凡的世界》中，尽管某些章节直接触及社会政治议题，但其核心旨趣并不在此，而是以此为人物命运跌宕起伏的舞台布景。田福军与李登云、冯世宽等人对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迥异立场，构成了决定人物命运走向的隐形枷锁。田润叶最终选择嫁给并不相爱的李向前，实则是为了缓解父亲田福军与李登云之间因政治利益冲突而带来的压力，这一抉择深刻反映了“大环境”对个体生活的深远影响，乃至远在双水村的孙少安也未能幸免。他作为生产组长，因私自多分自留地而遭受批斗，表面上是田福堂的暗中作梗，实则映射出改革开放初期，新旧观念激烈碰撞的社会现实。 路遥擅长将人物置于远离政治喧嚣的日常生活场景中，通过他们个性化的生活冲突与心理波澜，微妙地透露出人物形象内在的普遍性和丰富性，借由人物的命运轨迹，折射出时代变迁的真实面貌。在这古老乡村与青春活力的碰撞，守旧与进取的鲜明对比中，一条穿越苦难、通向救赎的希望之路渐渐清晰，这是路遥在苦难现实与拯救豪情间徘徊探索的必然产物。 孙少平，与高加林一脉相承，无论身处何种逆境，书籍始终是他心灵的灯塔，知识的滋养让他在苦难中找到了超脱与价值。当劳作的重负让他的背脊伤痕累累，他依然能静下心来，以书为伴，将知识的积累视为解救苦难的灵丹妙药，坚信唯有充满希望的人生才意义非凡。尽管事业与知识并未完全等同，但孙少平凭借知识这一武器，在人生的征途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展现了一个贫苦农家子弟不凡的意志与素养，踏上了超越苦难的理想征程。路遥通过孙少平等知识青年形象，明确回答了如何拯救苦难的问题：知识，是改变命运的钥匙。 路遥的小说，始终坚守着一个寓言般的主题：在这破碎而苦难重重的平凡世界里，无论是高加林、孙少安，还是孙少平，无论是迁徙、忍耐，还是漂泊不定，他们无一不以温暖的泪眼凝视这个世界，奋力寻找着属于自己的命运归宿。 高加林，这一由路遥精心塑造的农村知识青年形象，从黄土高原的崎岖小道上走来，在严酷的生存环境中，为着心中的“理想”不懈奋斗，用旺盛的生命力书写着生于斯却不安于斯的奋斗者赞歌。然而，在路遥设立的道德天平上，高加林从一开始便面临着人性与道德的严峻考验，引发了读者的诸多争议。在追求个人理想的过程中，他偏离了虚心与清心的正道，沉迷于个人的执念，将一切私欲视为理想，甚至不惜手段；在感情世界里，他背弃了专一，践踏了道德的底线。于是，小说的结局成了他必得的惩罚。 《平凡的世界》以展现社会生活中最普通、最平凡的生活为审美追求，这些人物及其日常生活虽易被忽视，但他们却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通过对这些人物命运变化的关注，作品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的内在规律。在这个历史主题中，蕴含着许多美好的、永恒的东西，它们是民族文化的深厚积淀，是人类在与苦难的斗争中展现出的人性美的光辉。《平凡的世界》中塑造的双水村人民，在日常中或许不乏勾心斗角，但当面临旱灾的严峻考验时，却展现出了团结一心、共克时艰的精神风貌。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中所弥漫的人性美，正是他强烈使命感的体现。这种平凡世界中永恒的人性美，能够给予每一个平凡人以温暖和慰藉，让我们在平凡中感受到幸福，为这个世界增添一抹温情，更能让在苦难中挣扎的人们变得坚韧不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