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英文网站曾贴出了一则《作家莫言成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可以作为误读的个案进行细读。报道中写道:"莫言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曾经贫困到靠吃树皮和野菜才幸存下来，现在成为中国本土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获得了120万美金的奖励。他说这个奖让他既兴奋又惊恐。   评委会认为，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的作品所呈现出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作品，同时他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这一段看似褒奖，却更像讽刺。它在暗示：莫言是福克纳和马尔克斯的模仿者和“描红者”,同时莫言的《蛙》那样的新章回体又是中国传统小说或民间文学的翻版；它似乎是说莫言的创作具有世界性和民族性，却未提及文学最重要的“人性”和“审美”标准，更未言及莫言的思想深度。 莫言的创作焦点，并非聚焦于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大事件，而是深情地投向了那些被推至历史舞台边缘的微小而独特的存在。《红高粱》一书，便是他探索现实生活、展现生命深度的一次大胆尝试与突破。在这部作品中，余占鳌这一角色，若以简笔勾勒，不过是一介土匪罢了。然而，在正统文化的价值天平上，土匪绝非光辉正面的形象，而是被视为应受谴责与清除的对象。 但在莫言的笔下，余占鳌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血肉丰满、令人敬仰的大英雄。这一人物形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以往对于“英雄”那种单一而刻板的“高大全”认知，将土匪与英雄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身份巧妙地融为一体，通过独特的叙事视角，给读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促使我们从一个全新的维度去审视历史与人物。 与余占鳌相呼应的，还有《丰乳肥臀》中的司马库。母亲对司马库的评价，充满了复杂而深刻的情感：“他是混蛋，也是条好汉。这样的人，在过去的岁月里，每隔十年八年就会出现一个，但今后，恐怕是要绝迹了。”这句话，无疑为司马库这个角色增添了更多的层次与深度。 余占鳌、司马库、孙丙等人，他们虽有着不为人所齿的恶行，却也不乏英雄般的仗义之举。他们从不刻意压抑人性的本能欲望，反而因此赢得了人们的敬佩。他们或许无法被正统历史所接纳为英雄，但在莫言的文学王国里，他们却是独一无二的另类英雄。莫言赋予了他们美好的理想，期许他们能够凭借那股原始而强大的生命力，与现实世界勇敢抗争；以他们顽强而蓬勃的活力，展现出最坚韧的生命意志与深厚的民间精神。 《丰乳肥臀》的故事，横跨从清朝末年到改革开放的百年历程，它不仅是对“高密东北乡”百年动荡历史的总结，也是“母亲”一生苦难命运的写照。张清华高度评价《丰乳肥臀》，将其列为“新文学诞生以来迄今最伟大的汉语小说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主角不再是单一的个体，而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民众，尤其是上官家族的姐妹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她们中总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承担起拯救家族的重任，成为家族的中流砥柱。 根据热奈特的叙事理论，事件叙事与话语叙事是叙事语式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组成部分。事件叙事，简而言之，是对被叙述事件的精炼模仿；而话语叙事，则大致可分为三种形式：凝练的“叙事性话语”、间接叙述体的转换话语，以及将发言权完全交给书中人物的话语叙事。《红高粱家族》中，大量采用了第三种话语叙事方式，以“我”作为叙述者，将整个事件的时空背景完全交由书中的主角——“我爷爷”、“我奶奶”和“我父亲”等人来掌控，从而使得事件的叙述过程形成了一个连贯而完整的叙事链条。 例如，在《狗道》的第三节中，讲述“我母亲”在井下躲避日军的过程，便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外，语言作为叙事话语的媒介，是作者创造审美产品的基本材料。在《红高粱家族》中，语言的使用极具特色。莫言巧妙地运用了语音押韵来增强叙述话语的表现力，使人物对话不仅更好地体现了叙事话语的特征，还促使文本中产生了“旋律因素”。如在第四章《高粱殡》中，郎中与爷爷、黑眼的对话，就巧妙地运用了语音押韵，极大地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与艺术性。 自1986年发表以来，《红高粱》便受到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至今仍有许多莫言的忠实读者对其推崇备至。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中国首位获得这一殊荣的作家。这一成就，与《红高粱》在海外的影响力密不可分。张艺谋导演，这位享誉国际的电影大师，他的处女作便是根据《红高粱》改编而成的电影。这部电影，无论是在视听语言的拓展上，还是在艺术情怀的表达上，都堪称上乘之作。而有了“莫言”、“诺贝尔文学奖”、“张艺谋”这三个“大品牌”所引发的“注意力经济”，《红高粱》的电视剧改编便显得水到渠成，其电视剧文本获得如此多的关注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