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十年十七第一作家，浩然一直饱受争议，浩然说，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不去计较任何东西，只要埋头苦干写作，把我们的理想，寄托在作品中。我在农村见到的问题多了，有的干部就是地痞，欺压百姓。你照实写，谁给你发表！我呢，写自己心中理想的干部形象，正面歌颂，这叫树红旗的写作方法。这就解决了既写了现实,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这是最大的幸福。 浩然说到政治上的成熟------世故。劝我不要太天真，把问题看的简单。说到让历史去证明你,就太晚了；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树大会招风，也只有树大了,风才拔不动你！ 浩然对政治的深情厚谊，也让他在创作中不自觉地融入了政治方针的演绎，使得他的作品在某些评论家眼中，似乎成了政策路线的图解。但深入探究，我们会发现，浩然的创作并非单一维度的政治图解，而是蕴含着两种截然不同的叙事体系。这两种叙事体系，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起伏变化，展现出一种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在浩然的笔下，乡村生活如同一幅流动的画卷，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风貌，主要聚焦于乡村日常生活与乡村阶级斗争生活两大叙事主题。这两大叙事主题，随着外在社会环境的风云变幻，或相互挤压、或彼此遮蔽、或豁然敞开，共同构成了浩然文学世界的丰富层次。 浩然在“十年”后的自我反省中，坦诚地剖析了自己的创作历程。他坦言自己从小在革命队伍中长大，生活过于顺遂，缺乏足够的挫折磨砺，因此看待世界总是充满美好。投身文学创作后，他更是一心扑在“创作”上，这里面既有新生活的鼓舞和革命事业的激励，也不乏个人主义的名利追求。顺利时，他洋洋得意、骄傲自满；遇到困难，则急躁悲观；面对风险，他更是紧抓写作的权利不放，名气越大，包袱越重，最终陷入了不敢斗争的泥潭。浩然深刻地将自己“犯下的一系列错误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围绕着‘我’字转”，痛批了自己的“个人主义名利思想”。这种自我剖析，既揭示了浩然创作走向“歧途”的内在原因，也成就了他独特的“歧途”之作《金光大道》。 在浩然的作品中，我们似乎能感受到他对社会和人生形态的某种否定，但他对理想的人生形态却缺乏明确的肯定。这一点在《苍生》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我们难以找到一个真正体现着作者理想的肯定性人物形象。相反，那个在变革潮流中赶浪潮出风头的党支部书记邱志国，却明显地体现了作者否定性的价值判断。这种否定性的党的基层干部形象，在浩然以往的作品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否意味着，在这位“赶政策”的书记身上，蕴含着作者对现实弊端的一种独立思考？至少我们有理由认为，邱志国所推行的改革并非完美无缺。 只有浩然，将“反省过去，思考未来”作为自己的坚定目标。他给自己提出了“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生活，重新认识文学，重新认识自己”的艰巨任务。特别是当这些“重新认识”不再仅仅停留于理性思索和冥想回味，而是与变革的生活实践紧密融合后，他才真正触到了那根令他痛苦、使他停滞的芒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才得以在脱开旧轨后找到了新的方向。这也是他为何能在同期许多人因沉溺既久、难以自拔、日益干涸之际，却能从重轭下复活中兴的原因。 他先是拿出以《山水情》为代表的一批反思之作，继而捧出《苍生》这样与时代共着脉搏、丰盈着现实血肉的长篇巨制。这其中包含的反省、否弃和自我搏斗，是不难想象的。事实上，《苍生》这部作品本身就留下了作家自我搏斗的斑斑痕迹。因此，通过对浩然创作的审视，我们不仅能搅动起建国以来农村题材创作的问题，而且必然会牵涉到“十七年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断裂和转换问题。通过他，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漫长时期里文学曲折行进的身影。 在《苍生》中，作者几乎没有肯定现实中的任何一种力量。田大妈和田成业的宝贝儿子田留根，在父母亲的熏陶下，民族文化心理继承得极为正道。他生性憨直、老实厚道、规规矩矩、吃苦听话，从不调皮捣蛋、藏奸耍滑。在集体干活时，他不会钻尖取巧、挑肥拣瘦。只要一听到上工钟敲响，即便是吃饭中间，他也会立刻放下饭碗奔到集合点；队长派什么活儿，他就干什么活儿。实行责任制、也就是改革以后，他除了种好几亩地外，唯一的目的就是盖房娶媳妇。他和父亲每天累死累活背石头，每次重达二百多斤，直到吐了血。他非常孝顺父母，快三十岁了还是任何事都听父母亲的安排，丝毫没有一点自主性。一次又一次的相亲失败后，他虽然非常悲观和沮丧，但依然在田大妈的奔波下，一次又一次地去“见面”。 可以说，民族文化心理在田留根身上已经渗透到了每一个细胞。他心甘情愿地循规蹈矩，效法老祖宗流传下来的老模式做下去，压根儿没有打算由自身发起一场彻底革命。当他可怜巴巴的人生需求难以满足时，他也曾试图突破一下固有的生活信条，和失了身的黄小云相爱。但这一念头刚一冒出，就被母亲掐断了。最终，他还是听从了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和同样信奉着传统习俗的老姑娘杜淑媛结了婚。这使得他的民族传统文化心理再也难以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