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定了毛主席，便砍掉了党的旗帜，丢掉了党的灵魂，动摇了执政根基，党不像党、民不像民、国不像国。党危险了，国家危险了，人民危险了，民族危险了。这，就是结果。十年中有一句话，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些人想搬起否定主席的石头砸主席。可历史会说话，不论是谁，不论将自己打扮得怎么样，最终砸的是自己的脚，不，是自己的脑袋!须知，随着时代的变化、人民的觉悟，历史会还毛主席的清白。有的人已用自己的错误和可耻证明了主席的正确和光荣，用自己的低下和渺小证明了主席的崇高和伟大。如果一些人仍然抱着那些扣在主席头上的不实之词不放，自己终究会被砸个粉身碎骨。 而浩然一直是那个时代毛主席坚定的拥护者。 在张德祥为《金光大道》再版精心撰写的序言《作为小说的》中，他深情而深刻地指出：“这部作品宛如当代文学史上一个蕴含‘典型’意义的‘双棱镜’，人们对它的认知，非但未能触及深层次的‘否定’，更遑论达成‘否定之否定’的哲学高度。”其弦外之音，无疑是对《金光大道》在新时代背景下，乃至整个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价值的肯定。 于是，一场围绕《金光大道》价值何在、价值几何及其评判标准的热烈讨论，如同熊熊烈火般燃烧起来，各路文人墨客纷纷登台，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争论几近白热化。 争论的核心聚焦于一个根本问题：文学作品的艺术真实，究竟源自作家的主观思想，还是历史的客观真实？是否忠实记录“历史”即等同于艺术真实？浩然在为《金光大道》辩护时，坚定地秉持了这样的立场：“我凭借个人的所见所闻所感，忠实记录了那个特定时期农村的风貌、农民的心态，以及我自身对当时生活现实的深刻理解，这恰恰铸就了这部小说的真实性及其存在的价值。”然而，这一观点显然并未得到众多理论家的认同。 在《金光大道》对特定环境、人物及性格的细腻描绘中，不乏革命现实主义精雕细琢的笔触，正如革命导师恩格斯所言，展现了“细节的真实”。 例如在《火焰》一节中，作者生动描绘了高大泉夫妇为了支持互助组购车及帮助刘群还债，不惜倾尽家中粮食，甚至将吕瑞芬坐月子时积攒的鸡蛋也全部拿出的情景，构思新颖，意境优美动人。 作者的笔触犹如高明的雕刻家之刀，将人物的神情动作刻画得栩栩如生。这种高度真实的描写，鲜明地展现了高大泉夫妇对社会主义道路的热爱及其远大的目光，给读者留下了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此外，如赵玉娥从那个“像罐头一样严密”的家庭中逃出，报告公公偷偷买地的消息；秦富与儿子争吵后，先是摔碗踢桌，继而嚷着要吃鸡吃蛋，最终却只挑了两个最小的鸡蛋让老婆去做等场景，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刻画入微，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北方农村生活气息和强烈的时代氛围。 革命现实主义所要求的写实，绝非对现实的自然主义描绘，更非局限于写“真人真事”，而是要求作者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根据革命需要，对现实生活斗争进行集中概括，使艺术描写反映出生活斗争的本质真实。 《金光大道》第二部，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引，运用最先进的创作经验，取得了重大的文学成就。 可以说，这部书的出版，是作者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重大贡献，是实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伟大思想的一个丰硕成果。当然，这部作品也并非尽善尽美。其语言富有地方色彩，群众化特点鲜明，显得朴实清晰，生动活泼，但在某些地方略显冗长，不够精炼。 文学作品主要通过形象而非议论来塑造人物，但小说中一般叙述议论和人物对话议论稍多，而英雄人物在行动方面的典型细节描写，虽有成功之处，但仍感不够丰富。这种“多”与“少”的失衡，导致作品中人物形象跃然纸上的生动场景不够多，给读者带来事件发展较慢、故事略显沉闷的感受。 从《艳阳天》到《金光大道》，浩然在《艳阳天》中的影子在《金光大道》中愈发显著，他将自己的个人经历、情感体验、身世之感、个人温情，乃至革命人情、人生理想和艺术追求，全都深情地“糅合”进了《金光大道》之中，使得《金光大道》也如《艳阳天》一般，成为了一个巨大的“混合体”，记录了浩然在那个变革时代成长为作家的心路历程。 难怪浩然后来感慨地说：“我写《艳阳天》、《金光大道》完全是出于我的创作冲动和激情，没有人要求我按照他们的某种路子写。”他进一步坦言：“在所有的作品中，我最偏爱这部《金光大道》，不是从艺术技巧上，而是从个人感情上。……我永远偏爱萧长春、高大泉这样一心为公，心里装着他人的人，他们符合我的理想。我觉得做人就该像他们这样。至今我重看《金光大道》的电影，看到高大泉帮助走投无路的人们时还会落泪。” 浩然甚至表示：“现在谁要让我得精神病很容易，只需一把火烧掉这部手稿即可。”有人曾说，伟大的小说都是作者的自叙传。我虽不认为《金光大道》是伟大的小说，但我确信，它是一部记录作者个人经历与精神体验的“自叙传”，尽管在今天看来，它或许存在诸多缺陷，甚至在某些方面显得难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