坠机事件给毛主席的震撼难以估量。它促使毛主席猛醒，正视并开始纠正“十年运动”的一些错误，特别是纠正前期造成的一批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解放老干部。1972年1月10日，毛主席未及更衣，在睡袍外罩上一件大衣，就匆匆赶赴八宝山革命公墓参加陈毅的追悼会，连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1972年8月14日，毛主席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他没历史问题”,“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陈云、王稼祥、谭震林、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何长工、贺诚、陈丕显、刘景范等一大批老同志，都由毛主席亲自批示，或被“解放”出来，或安排工作。  那个时代，除了上山下乡、赤脚医生、样板戏也是不得不提的经典。 初澜深信不疑地指出：“革命样板戏的诞生，实属来之不易的瑰宝。它历经了无数艰难曲折的斗争历程，往往仅仅为了一句精炼的台词，一段动人的唱腔，都需要经历数个回合的激烈较量。革命样板戏的创作过程，既是一场硝烟弥漫的政治斗争，又是一场深入骨髓的艺术革命，其背后的艰辛与付出，难以言表。” 在1974年7月1日，初澜于《京剧革命十年》一书中深刻阐述：“京剧革命，作为十年来上层建筑领域各条战线社会主义革命中冲锋陷阵的伟大战役，其遭遇的困难与阻力异乎寻常，所投入的气力与心血亦是非同小可。这是一场彻底颠覆剥削阶级文艺，高举无产阶级文艺旗帜的革命，其历史意义与地位，堪称空前绝后。” 最能触动人心，展现民间生活色彩的，莫过于“样板戏”中那些细腻入微的日常生活温情与世俗化的品格。在《白毛女》一剧中，大年三十之夜，喜儿欢快地贴着窗花，就连负债累累的杨白劳也不忘归家过年，为喜儿带来了象征喜庆的红头绳和珍贵的面粉，这一幕幕温馨的画面，勾勒出了普通百姓家庭尽享天伦之乐的幸福图景。然而，穆仁智、黄世仁等恶势力的闯入，却无情地打破了这份宁静，破坏了民间日常生活的伦理秩序。 于是，观众对土匪暴行的愤慨，自然而然地转化为对平凡人间生活秩序的强烈维护与向往。而在《智取威虎山》中，座山雕对夹皮沟的洗劫，更是激起了村民们的怒火。在参谋长“急速出兵”的场景中，李母特别提及了民间最具代表性的节日——“新年”，她的诉说强烈表达了夹皮沟村民对世俗化生活的深切渴望与追求。 由此可见，对于民间传统节日的重视，对回家过年、吃团圆饭等传统习俗的向往，已经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了一种恒定的文化基因。从这个意义上说，“样板戏”对日常生活场景的细腻再现，使得人们在那个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仍能感受到一丝温暖与生活的真实。 在《红灯记》中，阶级之间的深情厚谊，则通过乱世中的民间情义得以充分展现。在“粥棚”一场中，剧作深刻描绘了乱世中的民俗画面。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苦难者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反抗者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磨剪子来镪菜刀”的吆喝声中，也透露出民间底层生活的悲凉与无奈。 当李玉和被捕后，奶奶和铁梅被敌人严密监视，无法脱身，此时隔壁刘家的无私帮助，更是体现了邻里间相互扶持、共度难关的世俗情义。在《海港》中，方海珍对韩小强的悉心教导，同样展现了长辈对晚辈的关爱与期望。而《红灯记》中奶奶临行前的殷切嘱咐，更是饱含着母亲对孩子的深深关切与亲人离别时的辛酸与无奈，其间流淌着浓重的民间亲情与温情。 当有论者因“样板戏”中的人性表现单一且过度理想化而否定其缺乏“人性”时，这种观点实际上流露出了一种误解：似乎只有复杂多变的人性、充满欲望与情感的人性才是真实的人性。然而，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加入了人物的七情六欲、男欢女爱等元素，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样板戏”中那些“高大全”的人物形象所体现出来的高尚理想与人性光辉，却被视为空洞、虚假、骗人且根本不存在的。 当然，我并不想说“样板戏”中的人物形象已经普遍代表了人性的存在状态，但在现实的革命斗争中，无数先烈身上所展现出来的人性的光辉与伟大，却证明了这种高尚的理想人性是有着深厚的现实基础与文化底蕴的，绝非凭空捏造的空中楼阁。正如那句名言所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条件下，革命者们为了理想而抛头颅洒热血、奋斗牺牲的例子不计其数。作为一种人性理想与人生境界，它应当具有存在的价值，并且能够真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