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七日将至：冲突纷飞的一年里，中东迎来了流离失所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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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袭击以来，局势不断升级，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展开持续的轰炸，并逐步将行动扩展至包括约旦河西岸、也门、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内的多个战线。战火蔓延，该地区笼罩在浓重的烟火硝烟中，冲突逐渐成为常态。
伴随着战斗的持续，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直接对抗的可能性显著上升，该地区正步入一个全新的境内和跨境流离失所的时期，数百万人因此而流离失所。作为移民问题的研究者，我们对这种流离失所的长期影响深感担忧——它不仅将在未来几年继续困扰这一地区，还可能进一步阻碍该地区人民过上安全且有保障生活的希望。
流离失所与被困的加沙
在过去的一年中，以色列持续不断的袭击迫使将近200万巴勒斯坦人逃离他们在加沙的家园——这一数字占加沙这个人口稠密地带居民总数的九成。令人心痛的是，加沙流离失所现象的独特之处在于，尽管大批居民被迫离开家园，但几乎所有人都被困在加沙，无法越过边界逃离，原因是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封锁和无情的轰炸。
这一局面进一步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饥荒、疾病以及无数其他挑战接踵而至，使得正常生活几乎成了一种奢望。对许多加沙的巴勒斯坦人来说，长达一年的轰炸意味着不断的恐惧与流离，以色列的袭击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使得他们一再陷入逃亡的困境，仿佛流离成为了生活的唯一常态。
加沙的边境关闭不仅有复杂的历史与地缘政治背景，更有其现实的人道困境。国际法专家一致认为，埃及和以色列阻止加沙的巴勒斯坦人穿越拉法边境以寻求庇护，显然违反了国际难民法的基本精神。相比该地区以往的流离失所危机，加沙的困境显得尤为严酷——即便在内战肆虐的叙利亚，跨境援助仍在崩溃边缘勉强维持，而在加沙，援助的封锁几乎是全面的。
以色列的封锁政策使得人道主义援助几乎无法进入，面对不断的轰炸，人道工作者也只能竭力在最低限度上为居民提供食物、庇护和医疗支持。轰炸从未停止，而救援却几近绝望，成千上万的人只能在瓦砾和废墟间挣扎求生。
“避难所”不再安全
过去一年的事实残酷地揭示了一个真相：难民营、民用公寓楼、联合国学校，甚至为平民和难民提供服务的医院都已不再是安全的避难所。尽管联合国对许多此类袭击事件提出了正式抗议，但以色列却常常辩称，这些地点被哈马斯或真主党用作军事掩护，从而成为攻击目标。令人震惊的是，过去一年中，至少有220名联合国工作人员在以色列的精确打击中丧生，这一数字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危机。这使得人道主义工作者很难为流离失所的民众提供急需的帮助。
虽然美国依然是联合国难民署（UNHCR）和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的最大捐助国，同时也是以色列最大的武器供应国，但其援助与武器间的矛盾对人道主义救援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黎巴嫩的动荡与新一轮流离失所
在黎巴嫩，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的冲突不断升级，致使该国大量人口被迫流离失所。早在2024年9月，边境冲突的升级就迫使近10万黎巴嫩人离开南部的家园，而真主党火箭弹袭击的回击则使约6.3万以色列北部居民流离失所。
自9月底以来，以色列对贝鲁特及黎巴嫩各地的真主党和巴勒斯坦目标进行的袭击，造成数百名平民丧生，大规模的境内与跨境流离失所现象随之激增。面对猛烈的轰炸和入侵，超过100万黎巴嫩人被迫离开家园。而这种危机并不限于黎巴嫩人本身——叙利亚难民和大量移民工人也未能幸免，许多人在黎巴嫩的街头露宿，或者挤在临时帐篷里，因避难所资源短缺而无力进入那些改造成收容所的建筑。
与大多数流离失所的逃亡路线不同，还有一个独特而反常的现象：约有23万名逃亡者——其中包括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反向逃往叙利亚。这个动荡的地区，命运似乎在一次次颠覆，不同民族、不同身份的个体正在经历一场无法预料的生死逃亡。
最近的地区冲突与2011年阿拉伯起义之后的流离失所和危机形成了一个残酷的循环。对许多叙利亚人来说，返回家园依旧不是一个安全的选项，他们依然害怕在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的政权下再次遭遇镇压。与此同时，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入侵，迫使该国南部的村庄和城镇撤离，这一局势只会加剧现有的流离失所趋势。
跨越年代的流离失所与叠加的危机
中东的流离失所现象由来已久，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早在1948年以色列建国之时，大批巴勒斯坦人就被迫背井离乡，从而形成了迄今为止全球最为持久的难民问题——如今约有600万巴勒斯坦人散居于黎凡特地区各地。此后的多次战争——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20世纪90年代对伊拉克的制裁，再到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均带来了数百万的难民，这些历史事件不仅改变了无数个体的命运，也为整个地区埋下了持续动荡的种子。
最近的2011年阿拉伯起义及其后的叙利亚、也门和利比亚战争，进一步导致了数百万的难民和境内流离失所者。如今，近600万叙利亚难民依旧生活在土耳其、黎巴嫩和约旦，而叙利亚境内仍有600万人无家可归。由于绝大部分叙利亚人尚未返回家园，国际组织成了这一脆弱群体的半永久性救命稻草，承担着为难民和收容社区提供基本生活服务的重任。
在黎巴嫩，新的流离失所潮将本国居民、叙利亚难民和大量移民工人一起卷入其中，他们中有些更是向叙利亚逆向逃亡。这一波又一波的流离失所，给本就资金不足的人道主义救援系统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而这种现象也并非首次发生。以色列与真主党在黎巴嫩的冲突，勾起了人们对历史的沉痛记忆——1978年和1982年，以色列为了打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两次入侵黎巴嫩。而1982年的入侵更引发了惨烈的萨布拉和夏蒂拉大屠杀，1500到3000名巴勒斯坦平民在以色列的黎巴嫩基督徒盟友手中丧生。这一事件提醒我们，当军事行动不区分武装分子和平民时，对流离失所者的影响往往是毁灭性的。
平民的无尽苦难
在1975年至1990年的黎巴嫩内战中，有多达60万至90万黎巴嫩人逃往国外。20年后的2006年，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意在消灭真主党，这一行动迫使约90万黎巴嫩人逃离南部家园——一些人滞留国内，成为境内流离失所者，另一些则越过边境逃往叙利亚。
2006年的流离失所速度和规模，在当时已是空前，但2024年9月底至10月初的这轮冲突，迫使逃离的人数远远超过了当年的记录。这个地区对大规模流离失所的后果再熟悉不过，但显然，一年后的今天，中东正步入一个“流离失所的新时代”——无论是规模还是复杂性都在不断升级。
被卷入这场新的流离失所潮的家庭数量只会继续增加。随着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袭击加剧，以及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迫在眉睫，该地区的紧张局势一再升级，平民首当其冲，再次成为这场不息战火中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被迫离开家园，面临饥饿与疾病的双重威胁，甚至可能丧命。
几十年的冲突经验告诉我们，战火中的平民总是最脆弱的——他们无处可逃，得不到足够的食物或医疗救助，身陷流离，甚至无法保全性命。而这一切的根源，只能通过停止敌对行动来解决。只有在整个地区实现持久的停火，才有可能为这些受尽折磨的人们创造一丝希望，让他们得以踏上返乡之路，开始重建那早已支离破碎的家园。
对于加沙的流离失所者而言，这种希望尤为迫切。他们一再被迫离开家园，但却无处可去，没有任何边界可跨越、也没有任何安全地带可到达。政治解决方案对他们而言依然遥不可及，但唯有停火与和平，才能为这些在废墟中挣扎求生的人们带来一线曙光。
作者：尼古拉斯·R·米辛斯基（缅因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凯尔西·诺曼（莱斯大学贝克公共政策研究所中东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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