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乔冠华的连襟，担任外交部副部长职务17年年。其弟曾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其妻则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女性外交部副司长，妻妹是著名外交家龚澎。一家人在外交领域均作出了巨大贡献。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整个华东地区的党组织都遭受了巨大冲击，上海地区的地下党组织更是遭受了灭顶之灾。周总理也险些被特务抓获，更不用说那些普通党员所面临的风险了。

章汉夫从苏联回国后投身革命，在蔡和森的影响下，积极在广东和香港等地从事革命宣传工作，向工人和农民群体宣传共产主义理念。

由于香港等地区反动派力量日益猖獗，在党组织的建议下，他不得不将工作转移至上海。然而，在上海期间，他的工作还未正式开展就遭遇了顾顺章的叛变。

对此，上级组织再次要求他放弃在上海的工作，并将所有成员全部转移至中央苏区等待下一步指示。

他深知上海不仅是帝国主义在华活动的间谍中心，也是蒋介石等反动派重要的财政来源地。在这里开展工作必然会面临种种困难，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特务或叛徒抓获。然而，对他而言，在上海工作的意义是极其重要的和伟大的。

章汉夫坚决执行了撤退到中央苏区的命令，并继续率领地下党组织成员通过各种方法获取敌人的重要情报。

但在1933年，他还是被叛徒出卖并被捕入狱。幸运的是，章父是江南地区有名的大商人。尽管章汉夫长期从事地下工作，但在明面上他依然只是一个普通的新闻记者和撰稿人，因此敌人并未给予他足够的重视，只是将他当作普通的进步学生。

章父通过多方走动，动用大量黄金将他保释出来。看到儿子这副落魄样，父亲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这样还搞什么革命呀！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还是向我学习做生意吧！”

章汉夫没有立刻反驳父亲，而是耐心地解释道：“我的理想不是成为大商人或高官，而是希望将革命进行到底，让所有的穷苦百姓都能拥有耕地与衣着，不再让中国受到列强的欺负。这就是我的梦想。”

抗战爆发后，章汉夫从地下工作者身份转变为《新华日报》的编辑，时常在新闻媒体上抨击国民党的反动做法，并积极宣传我党的抗日理念。

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又被转移至香港从事新闻的编辑和刊发工作。他所主持的《群众》周刊主要面向港台以及东南亚等地区的进步人士，并大力宣传我党的和平建国理念，深刻揭露蒋介石等反动派“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

解放战争结束后，新中国建立。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考虑到章汉夫长期在外交领域工作并具有丰富的谈判经验，因此他又成为李克农的重要副手，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战争结束后，“二五计划”正如火如荼地开展。章汉夫相继担任周总理和陈老总的副手，并多次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任期为17年。

1961年5月，章汉夫作为副团长跟随陈毅外长参加了关于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谈判。这场会议关乎中南半岛的安全形势，尤其是越南的和平问题，是一场极具重要的国际性会议。

在会议上，面对美国代表团的强势态度，章汉夫临危不惧，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他以机智的应变能力将美国代表说得哑口无言，赢得了不少代表团的认可和赞誉，提升了新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章汉夫的妻子龚普生，在1949年调入外交部后，先后担任国际司副司长以及首任驻爱尔兰大使。在70年代至80年代期间，她多次代表中国政府出席国际会议。

龚普生的妹妹龚澎是外交界最为优秀的女性之一，被周总理誉为“外交界的一面旗帜”。

龚澎的丈夫乔冠华被外交部的工作人员亲切地称呼为乔老爷。在1950年10月的联合国安理会上，他控诉了美方对中国领土台湾的武装侵略行为。

很多人对乔冠华的印象都停留在26届联大会议上他开怀大笑的那一瞬间。而这一瞬间正是关乎中国进入安理会的决定性投票现场。

在投票前，他连续拜会了23个亚非国家的代表。随着投票结束，中国已经正式成功进入安理会。

在联合国大会上，他首次代表中国登上讲台发言，海外各大新闻机构对他的发言给予了高度评价。甚至就连他的“大笑”也被誉为新中国自信外交的开启信号。

可以说，这一家子真是人才济济，为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