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安修惶惑不安地跟彭德怀回到北京。在永福堂，彭德怀有了时间，就把给毛主席写信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她。浦安修只是哭泣，她少不了要埋怨彭德怀：“你是国防部长，为什么要管经济上的事？”彭德怀耐心地向她解释：“我是政治局委员，看到出了那么多的问题，我能不管吗？” 彭德怀望着窗外，浓眉蹙起，凝思半晌，极度的紧张使浦安修的心理发生微妙的变化，她不仅爱哭，也爱抱怨和唠叨。她经常重复着相同的问题：“你是管军事的，为什么要去管经济上的事情呢？”“你骄傲自满，就你对，难道别的中央领导都错了吗？你要向毛主席检讨认错！” 彭德怀开始是默然置之，时间一长，实在不耐烦听她的抽泣和埋怨。有时他大声反问：“我是共产党员，为什么看到党受损失不去说话？”有时彭德怀也生气了：“你懂得什么！就知道怕事！” 二十多年的患难夫妻，从来都是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如今竟出现了感情上的裂痕，周末的见面常常是话不投机，不欢而别。 从1961年开始，浦安修很少回吴家花园。 时间倒退，1942年冬日的一个黄昏，不足六岁的赵彩凤紧紧跟随着比她大三岁的邻居换籽姐姐，两人小手拉小手，勇敢地穿梭在刺骨的风雪中，艰难地向漳河滩边那座散发着温暖希望的木炭窑迈进。 当她们小心翼翼地踏上那座通往目的地的独木桥时，一阵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花猛然袭来，小彩凤一个不稳，脚下一滑，瞬间跌入了桥下冰冷的纱厂水轮坑中。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恰好路过的彭德怀将军毫不犹豫地纵身跳入冰冷刺骨的水中，伸出有力的手臂，将孩子从死亡的边缘拉了回来。随后，他全然不顾自己已湿透的衣衫和刺骨的寒冷，迅速脱下自己的军大衣，紧紧地将孩子包裹起来，用体温为她驱散寒冷。 赵彩凤幸运获救后，她的母亲满怀感激地拿着那件经过精心烤干的军大衣，一路小跑来到了麻田八路军驻地，亲手交还给了彭德怀将军。面对孩子母亲连声的感谢，彭德怀将军只是微笑着说：“这是应该的嘛！军民本就是一家亲，哪有看到困难不伸手相助的道理呢？”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82年的5月，当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重返麻田时，她特地前往赵彩凤家，看望了这个曾经被彭德怀将军救下的“大命人”。赵彩凤激动地拉着浦安修的手，那份感激之情仿佛穿越了岁月的长河，依旧炽热如初，久久不愿松开。 早年时期的彭德怀，心中并未燃起投身革命的熊熊火焰，他踏上军旅的初衷，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朴素而迫切的愿望——养活全家人。在晚年的回忆中，彭德怀深情地坦言：“那些诸如富国强兵、实业救国的口号，尽管裹挟着资产阶级爱国的欺骗性色彩，却也无形中影响了我。但说到底，我当兵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因为家境贫寒，仅凭做堤工的微薄收入，实在难以维系一家人的生计。” 彭德怀将军早年历经艰辛，这铸就了他坚定的信念——要像太平军那样，为穷苦人挺身而出，打抱不平。他为自己取号“石穿”，寓意着要以“滴水穿石”的坚韧意志，去实现这个深埋心底的愿望。1928年7月，正值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低谷，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彭德怀将军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以超乎常人的勇气和决心，率领一个团的军队，在平江高举起了义旗。这次起义，如同沉沉黑夜中的一道闪电，不仅沉重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更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革命的信心。一旦确立了信念，彭德怀将军便矢志不渝，无论身处何种逆境，都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在彭德怀将军的个性中，嫉恶如仇、爽直刚烈的特点尤为突出。在广昌战役中，面对“左”倾机会主义者强迫三军团打阵地战，与敌人拼消耗，造成惨重损失的情况，彭德怀将军当着众多同志的面，痛斥“左”倾机会主义者是“崽卖爷田心不疼”，指责他们断送了辛苦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是对革命的犯罪。事后，他坚定地对杨尚昆说：“我今天把一套旧军装带在包里了。我准备跟他们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甚至杀头，我都无所谓。”他那种正气凛然的神态，至今仍深深烙印在他当年战友的心中，成为永恒的记忆。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为全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之战指明了方向。彭德怀在这一时期的表现尤为突出，他不仅精心指挥军事行动，还积极参与政治工作的开展，将群众利益放在首位，从关心和解决人民的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问题做起，让广大群众深刻认识到党代表他们的利益，从而竭尽全力去实现党的各项任务。 尽管共产主义的信念并未在彭德怀初入军营时便深深植根，但那段长达六年的湘军生涯，无疑为他的人生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这段时光里，他不仅开阔了眼界，更对旧社会军阀的反动本质有了更为深刻的洞察。同时，他也亲眼见证了“伟大的‘五四’运动如春雷般震撼大地，共产党的诞生如同曙光初现，为苦难深重的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希望”。这些历史性的变革，如同一股股清流，悄然滋润着彭德怀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