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及手下两员大将 傅作义要起义时，董其武坚决拥护，不顾自己儿子还在老蒋手里，孙兰峰满心不愿意，因为在张家口被解放军打得狼狈不堪。当时刘万春说：孙兰峰唱红脸，董其武唱白脸，我唱花脸。 在傅作义的苦口婆心的劝告下，孙兰峰还是跟傅作义一起起义了。 1918年，19岁的董其武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山西斌业中学。这所学校由阎锡山创办，虽名为中学，实则承担着培养军事人才的使命。学校课程中，军事训练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董其武在这里不仅文化课成绩突出，军事技能也表现优异，为日后的军旅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1924年3月，临近毕业之际，学校安排学生参与植树劳动。董其武作为班长，带领同学们在宿舍附近种植杨树。由于水源较远，他们只能从附近的体育馆取水。在运水过程中，一名同学不慎将水洒在了督军府的一位军官身上。该军官一向专横，竟对学生大打出手。长期以来，学生们对军官的欺压早有不满。董其武挺身而出，为同学出头，与军官发生了冲突。事后，校方要求他写检讨以平息事端，但他在报告中揭露了军官欺压学生的事实。预感到无法继续学业，他主动选择了离校。 离开学校后，董其武得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军正在致力于推翻军阀统治，解救民众于水火之中。他毅然前往洛阳，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起初，他在胡景翼领导的第二军服役，随后转入第四军。在北伐战争中，他多次参与对北洋军阀的战斗，表现出色，所在部队也因此被誉为“铁军”。 然而，随着“宁汉分裂”等事件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使董其武对革命前途产生了疑虑。当蒋介石下令调他回南京时，他选择了拒绝。此后，他投奔了素有敬仰的傅作义。 在傅作义的领导下，董其武从基层做起，先后担任参谋、训练所队长等职务。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投身抗日战争，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等重大行动，多次负伤仍坚持作战。他与八路军密切合作，与多位将领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 抗战胜利后，董其武被任命为绥远省政府主席，致力于当地的恢复和建设。他高度重视水利工程，亲自参与河套地区的水文勘测，推动了水电站的建设，缓解了黄河泛滥的问题，赢得了民众的广泛赞誉。 1948年，傅作义与共产党开展和平谈判，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董其武意识到全国解放已是大势所趋。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响应号召，推动绥远的和平解放。他组建了绥远革新委员会，积极开展思想工作。 1949年9月，他率领4万官兵宣布起义，避免了战争对绥远的破坏。这一举措被称为“绥远方式”，为全国的和平解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中国内战的关键时期，傅作义麾下的两位重要将领董其武和孙兰峰，面对时代的巨变，做出了各自的选择，深刻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和中国历史的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董其武继续担任绥远省主席，兼任部队领导职务，致力于边疆地区的建设和发展。他秉持清正廉洁的原则，推动各项事业取得了显著成效。 他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指挥第二十三兵团取得了显著战果。他的贡献得到了国家的高度认可，1955年春天，新中国首次大规模的将领授衔仪式即将举行。董其武是在绥远和平起义中作出重要贡献的将领，收到了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通知。 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对自己获得如此高的军衔心存疑虑时，毛泽东亲自关注此事，派人转达了对他的肯定，消除了他的顾虑。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兰峰选择留在家乡，致力于绥远地区的发展。他先后担任了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绥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务。后来，随着绥远与内蒙古的合并，他继续在内蒙古地区工作，直到在呼和浩特逝世。他对故土的深厚情感，使他始终扎根于此，为当地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 两人职业生涯的不同走向，可以追溯到他们对傅作义1949年1月在北平宣布和平起义的不同反应。董其武迅速接受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想法，认识到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积极筹备绥远的和平解放，希望与老上级站在同一阵线，共同推动国家的统一。 然而，孙兰峰对此持怀疑态度。他猜测傅作义可能是被迫妥协，不愿轻易放下武器。他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认为作为军人，不能不战而降，主张至少要与解放军交战一次，以示军人本色。这种态度给绥远的和平解放计划带来了不小的阻碍，可能导致不必要的流血冲突。 面对这种局面，董其武意识到若不能说服孙兰峰合作，绥远的和平解放将难以实现。他多次与孙兰峰交流，强调继续抵抗的无意义，以及加入新政府的长远益处。他以二人多年的情谊和共同的责任感为基础，真诚地劝导对方。经过不懈努力，孙兰峰终于被说服，决定支持起义。 由于孙兰峰最初的犹豫，绥远起义的时间被推迟了。尽管傅作义在一月就已宣布起义，但直到九月，董其武才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这八个月的时间充满了变数和风险，但最终的成功为绥远地区的和平解放铺平了道路，加速了国家统一的进程。 董其武接受新政权后，因其军事才能和对国家的贡献，得到了最高领导人的信任。他在新岗位上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