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蒋介石召见谷正伦时，质问：“我把贵州交给你，你一枪不发就逃跑，还把派去的军长刘伯龙给杀了，是何居心？” 1940年，浙江黄岩地区笼罩在一片血腥的阴霾之中。村庄被焚毁，田野荒芜，幸存的百姓流离失所。这场浩劫的始作俑者，正是当时国民党宪兵部司令谷正伦，他被当地人称为“谷屠户”。 谷正伦早年留学海外，接受了西方先进教育，毕业于知名的军事院校，对军事理论和士兵训练有着深刻的理解。归国后，他积极投身于北伐战争，为国民党的军事事业贡献力量。在此期间，他敏锐地察觉到宪兵部队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着手进行改革和扩充。 他将原有的宪兵营扩编为第一团，又将自己曾率领的基干团改编为第二团。同时，对武汉的宪兵部队进行整编，成立了第三团。为了加强对交通要道的控制，他亲自组建了交通宪兵第二团。 蒋介石对他的才能和魄力十分赏识，任命他为南京卫戍司令。上任后，他以司令部名义成立了宪兵教练所，开始大规模招募和培训宪兵。 在蒋介石的支持下，他进一步成立了宪兵司令部，将教练所升级为宪兵学校，扩大招生规模，为国民党扩充兵力。到1940年，通过宪兵学校培训的人员已组建了十九个宪兵团，谷正伦因此被誉为“宪兵之父”。 然而，这支由他打造的宪兵部队，却成为了镇压人民的工具。他所训练的宪兵，与警察和特务机构关系密切，常常互相协作。宪兵可以换上便装，执行秘密任务；特务也可穿上宪兵制服，参与军事行动。 在担任宪兵部司令期间，谷正伦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剿匪”命令。他在全国设立了三个“清剿区”，对手下部队下达了“遇匪必杀，务尽恶徒”的严令。从宪兵团中挑选大批“助理员”，派往各地监督和指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抓捕行动。 这些“助理员”仗着手中的权力，在各地横行无忌，以“剿匪”为名，滥杀无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这些暴行激起了广大人民的强烈反抗。在黄岩地区，愤怒的群众奋起抵抗，处决了二十多名“助理员”。 得知此事后，谷正伦勃然大怒。他不仅没有反思手下的暴行，反而视黄岩人民为“匪徒”，下令对该地区进行武力镇压。他派遣大批宪兵和特务，对黄岩发动猛烈攻击。城池陷落后，他下达了屠杀的命令，部队在城中大开杀戒，见人就杀，不分男女老幼。整个黄岩陷入了血腥的恐怖之中，百姓家破人亡，生灵涂炭。 在“剿匪”的过程中，许多共产党的优秀干部和革命志士被他杀害。他的罪行累累，给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虽然他有着卓越的军事才能，但他将这些才能用于镇压人民、巩固个人权力，而非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1949年11月，贵阳城内局势紧张，解放军的步伐已逼近贵州。此时，贵州省主席谷正伦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他一方面需要组织撤离，另一方面又要维持当地的稳定。然而，军中却有一股不和谐的声音——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 刘伯龙于1948年被蒋介石任命为八十九军军长，来到贵阳后，行为嚣张，频频挑起事端。他与谷正伦的矛盾逐渐升级，尤其是在处理与桂系的关系上。谷正伦为了联合桂系对抗解放军，试图通过烟土贸易来筹集军费。然而，这一举动被刘伯龙上报给蒋介石，导致谷正伦受到严厉的斥责。 这件事使得谷正伦对刘伯龙的怨恨加深，但他选择了暂时忍耐。随着战局的恶化，谷正伦决定邀请德高望重的前上级卢焘出山，希望他能协助维持贵阳的秩序。卢焘虽然已隐退多年，但在谷正伦的恳求下，最终同意协助。然而，刘伯龙却有着不同的打算。他企图摧毁贵阳，不让共产党得到一座完整的省城。为此，他残忍地杀害了卢焘。 卢焘的遇害引发了谷正伦的极大愤慨。他意识到如果不采取行动，局势将进一步失控。于是，他与韩文焕密谋，决定除掉刘伯龙。为了计划的成功，谷正伦假称身体不适，以贵州省主席的职位作为诱饵，邀请刘伯龙前来商议。 11月18日，刘伯龙毫无戒心地来到约定地点。就在他进入房间的瞬间，伏击的士兵迅速行动，将其击毙。外面的八十九军士兵听到动静，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就被告知他们的军长已经身亡。如果想保全性命，必须立即放下武器。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士兵们看到刘伯龙的尸体，只得选择投降。 此事很快传到了蒋介石的耳中，他震怒不已，下令追捕谷正伦。然而，谷正伦在国民党内部经营多年，人脉深厚。西南地区的团长们对他十分忠诚，多次受过他的照顾。在得知蒋介石的命令后，这些团长立即协助谷正伦撤离。他们迅速安排他登上飞机，前往香港避难。 谷正伦逃至香港后，开始了隐姓埋名的生活。虽然远离了政治漩涡，但他的一系列行动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的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刘伯龙的死不仅削弱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也使得贵阳的局势更加复杂。 来自 贵州省晴隆县志编纂委员会编. 晴隆县志[M].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