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0月，各种风声四起，陈永贵远在北京，闻知此事长叹不已，几近绝望地说：“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呀!”直到后来，陈云知道了，说：“陈永贵不是‘四人帮’的人!”那些聒噪之声才得以平息。说实话，中央对陈永贵一直是予以关怀和正确对待的。免除领导职务后，陈永贵一家转为城市户口，居住在北京木樨地部长楼内，生活待遇也颇优厚。但他不愿赋闲，主动申请并经中央批准，担任了北京东郊农场顾问。愈在此时，陈永贵愈加怀念养育了他、成全了他的大寨，怀念在大寨几十年来所经历的所有人事风物……官场失意，暮年怀悲，常令几近古稀的陈永贵痛苦不堪；而故乡远隔万重山，欲归不能啊!每有乡人探望或在京办事，他就留人住宿，问长问短，聊解思乡之寂寥。 改革开放后，小岗村日渐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万里曾深刻指出：“我们应当广开言路，打破言论禁忌，将言论自由真正落到实处。对于一个拥有十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而言，只要领导路线正确，国家政治清明，人民和谐，各行各业自然兴旺发达。”他进一步强调：过去常说‘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虽正确，但略显消极。更积极的态度应是：‘言者有功，闻者受益’。 1980年5月31日，在与胡乔木、邓力群的谈话中，第三次明确表达了对农村政策的支持。他提到：“农村政策放宽后，一些地方实行了包产到户，效果显著，变化迅速。安徽肥西县的大多数生产队采取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显著。凤阳县，那个‘凤阳花鼓’里唱的地方，大多数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一年间便翻身改变了面貌。有人担心这样做会影响集体经济，我认为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我们的总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主体仍然是生产队。 这些地方未来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自然会过渡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变得巩固。关键是发展生产力，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无疑是对安徽等地包产到户、大包干及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巨大支持与鼓舞，为长期以来围绕姓“社”姓“资”的争论画上了句号，给决心推进改革的干部和群众吃下了定心丸，更为万里这位立志改革、决心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领袖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改革者的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改革的成功需要多方面的条件。探究万里在推动农村改革过程中为何能取得成功，其“所以然之故”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问题。在深入研究和倾听万里关于改革的论述后，我初步认识到，万里农村改革思想的核心在于他对中国农民的深刻理解和深切尊重。他的基本理念是以解决民生为基本政治前提，以尊重民权为根本工作原则。这种精神不仅是一种政治精神，更是一种坚定的政治态度。 家庭承包制的实施，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还使农村富余劳动力从旧有的大锅饭体制中解放出来。农民手中有了余粮，有了积蓄，农村又存在富余劳动力，于是他们开始发展多种经营，创办小作坊、小企业，甚至离开土地到小城镇务工经商，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转变，从而推动了中国乡镇企业的蓬勃兴起。 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不仅成为了农村经济的重要支柱，而且在整个国民经济中也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乡镇企业经历了1984~1988年和1992~1997年两个超常规快速发展阶段。在1984~1988年期间，乡镇企业的增加值从633亿元激增到1742亿元，增长率高达175%。1987年，乡镇企业的产值首次超越了农业产值。 到了1990年，全国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达2504亿元，而到了2000年，这一数字更是飙升至27156亿元，十年间增长了9.8倍，平均每年递增26.9%。进入21世纪，中国乡镇企业依然对经济和“三农”发挥着重要作用。从2003年至今，中国乡镇企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蓬勃发展时期。据统计，2007年全国乡镇企业新增个体工商户65万个，农村能人和农民工回乡创办的小型乡镇企业达到了85万家。当年，全部乡镇企业的增加值达到了6.962万亿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8%，上缴税收高达7366亿元，从业人员总数突破了1.5亿。农民从乡镇企业获得的收入占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达到了三成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