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在政治上实行高度集权的统治，苏布标榜主权在民，但苏联人民却没有实质的监督权，而且苏布执行的是职务终身制，以及自上而下的任命体系，官员的任命从来从来不经过人民。 苏联的解体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长期积累的国内外问题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战后，苏联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多次改革，希望摆脱困境。然而，这些改革并未触及深层次的体制弊端，导致问题日益严重。 在斯大林逝世后，新一代领导人尝试通过调整政策来促进国家发展。赫鲁晓夫时期，曾推行去斯大林化政策，试图纠正过去的错误。然而，这些举措只是表面上的修补，并未改变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虽然宣布苏联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但实际改革力度不足，经济增长逐渐放缓，社会矛盾加深。 苏联的政治体制高度集权的特征早在建国初期就已形成。面对国内白卫军的叛乱和国外列强的干涉，苏维埃政权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集中力量应对危机。 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列宁推出了新经济政策，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自由。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苏联又回到了高度集中的经济模式。斯大林强调发展重工业，以建立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确保在资本主义包围下的生存和发展。 这种以重工业为主导的发展道路，虽然在短期内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苏联的工业化和军事力量提供了坚实基础。但同时，也导致了农业发展滞后，轻重工业比例失调等问题。长期以来，苏联忽视了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和效率，未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 在国际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苏联的高度集权体制逐渐显现出弊端。经济增长放缓，社会活力不足，人民对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然而，政府的改革措施往往力度不足，难以满足社会需求。政治参与与政策输出的失衡，使得体制内矛盾不断积累。 1979年，苏联军队越过边境，进入阿富汗。苏联最初取得了一些军事成果。然而，随着当地反抗力量的增强，苏联不得不不断增加在阿富汗的军事投入。长达十年的战争消耗了数十万士兵和巨额的财政资源。 二战结束后，苏联凭借强大的实力，逐步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影响力。与美国的冷战对峙，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各地展开了激烈的角逐。 从柏林危机到朝鲜战争，再到中东的纷争，以及古巴导弹危机，苏联的足迹遍布全球。为了与美国抗衡，苏联投入了巨大的资源发展军事力量，与对手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军备竞赛。在核武器、太空技术等领域，苏联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和资金。 国内方面，苏联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大量资源被用于重工业和军工生产，导致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受到限制。人民的生活水平难以提升，经济结构也逐渐失衡。物资短缺、供应不足的现象在全国各地普遍存在。 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停滞，改革进程受阻。庞大的军事开支和对外扩张的战略，使得国力不断被消耗。 为了维持全球霸权，苏联继续投入巨资发展军事工业，但这对于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并无太大帮助。军工产品主要服务于军事目的，无法直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业产量低下，食品短缺问题日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的政治系统开始出现问题。输入与输出的失衡，导致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加剧。为了扭转局面，领导层尝试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的领导人时，他面临的是一个社会矛盾极端尖锐、经济发展停滞不前的国家。苏联的经济状况在戈尔巴乔夫上台时已降至战后最低点，1979年至1984年期间，农业连续六年减产，市场上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普通民众的生活极其困苦。在这种背景下，苏联的国际地位亦因与美国的权力争斗而日益孤立。 1985年4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首次明确提出了加速科技和经济发展的改革议程。到了1986年2月的第27次代表大会，则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加速战略，随后着手推动以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为核心的经济改革。然而，由于缺乏科学的论证和配套的政策支持，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随着经济改革的失利，戈尔巴乔夫及其团队开始将问题归咎于政治体制的不足。1988年，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改革重点转向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公开性”、“民主化”和“多元化”政策，虽在理论上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但实际上却使得苏联的政治环境更加混乱。 1989年，苏联开始尝试通过公开竞选来选择新的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年，全国近200个城市发生了超过5000次的群众集会，参与人数高达1600多万。到了1990年初，又有2000余次群众集会，群众参与人数达800万。 在这种压力之下，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开始寻求更多的自治权。1990年3月，立陶宛率先宣布独立，紧接着，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也开始制定独立过渡政策。其他加盟共和国也相继发表了主权宣言，宣布本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高于苏联法律，严重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