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没收了他们的特权，断了他们作威作福，贪污腐败的路，断了他们花天酒地玩弄女性的场所，断了他们儿孙世袭罔替的美梦，断了他们发财移民的路，所以他们对毛主席恨之入骨。 中国革命的峥嵘岁月中，瑞金县发生了一起引人注目的案件。时任县财政部会计科科长的唐达仁利用职务之便，大肆贪污公款，累计金额超过两千元大洋。这个数目在当时足以引起上级的高度关注。最终，唐达仁被依法判处死刑，这一严厉的惩罚在革命队伍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类似的腐败问题在苏区并非个例。为了遏制日益增多的贪污现象，苏维埃政府颁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26号训令，对贪污金额和处罚标准作出了明确规定。根据这一训令，凡是贪污公款达到一定数额的官员，都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然而，仍有一些人心存侥幸，触碰了法律的红线。 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本应是带领群众奋斗的领导者。然而，他却在权力的诱惑下，私自将革命物资走私到敌占区，谋取个人利益。经过调查取证，谢步升被依法处决。 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形势虽如燎原之火，但内部的纪律问题已开始显现。为此，革命领导人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首部反腐法规。训令的实施，有力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例如，宁冈上乡苏维埃政府的李某，与秘书共同贪污了40块银元，最终被撤职查办，接受了应有的惩罚。 在于都县，一起涉及多名官员的腐败案件引发了更大的关注。县苏维埃政府军事部长刘仁祥等人，利用职务便利进行贪污受贿，情节严重。经过严格的审判，刘仁祥等五人被判处死刑，其他涉案人员也受到了相应的处罚。 《毛泽东选集》中，多次强调了反对贪污腐败的重要性。毛泽东等革命领导人深知，只有保持队伍的纯洁和纪律性，才能赢得群众的信任，推动革命事业的前进。他们以身作则，廉洁奉公，从不享受特权，这种高尚的品格为全体革命者树立了榜样。 正是由于对腐败问题的高度警惕和严厉打击，苏区的红色政权得以稳固，革命事业得以顺利推进。广大群众在看到革命队伍的清正廉洁后，更加坚定了对革命的支持和信心。这种鱼水之情，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坚实基础。 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中，毛泽东在全力抗击侵略者的同时，对内部的贪污腐败行为也绝不姑息。其中，1941年的肖玉璧案引起了广泛关注。 肖玉璧是陕甘宁边区贸易局的副局长，曾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立下过卓越功勋。毛泽东对他十分关怀，甚至将稀缺的牛奶让给他补养身体。然而，因对职务安排不满，肖玉璧利用职权贪污了大量公款。经过严格的调查取证，他被依法判处死刑。尽管他曾写信请求宽恕，毛泽东仍然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支持司法机关的判决。 早在1937年，黄克功案就已震动了整个边区。黄克功是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曾参与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战功显赫。他因感情纠纷，枪杀了女青年刘茜。审判过程中，尽管有人为其求情，但毛泽东明确表示，功过分明，不能因为过去的功劳而逃避法律的制裁。最终，黄克功被依法执行了死刑。 这些案件的处理，彰显了毛泽东在非常时期严肃党纪国法的决心。从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陕甘宁边区共查处了上千起贪污案件，惩治了大量腐败分子。 20世纪初，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如何清除政府内部的腐败现象。1952年，中国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一起重大贪腐案，主角是刘青山和张子善。这两名曾经的革命功臣，在新政权成立后，却因贪腐被广泛关注和严厉打击。 刘青山和张子善在革命年代都是表现出色的领导人，但在国家成立后，他们失去了初心，涉及巨额贪污。刘青山贪污金额高达1.84亿元旧币，而张子善则达到1.94亿元旧币。他们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当时的政治纪律，也严重破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极大愤慨。 贪腐案的发生在政治层面引起了强烈震动。毛泽东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对此事采取了极其坚决的态度。在党内外有人因刘、张二人过去的功绩而为他们求情时，毛泽东明确表示，正是因为二人地位高、影响大，才更应严惩不贷。 在处理这一贪腐案件的过程中，毛泽东的决策坚决。他曾警告说，任何腐败行为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惩处，即使是他自己也不例外。 1952年2月，刘青山和张子善最终被执行枪决。这一行动不仅是对二人贪腐行为的惩处，也是对全党全国的一次深刻警示。据后来的评价，这场处决有效地震慑了潜在的腐败分子，为中国之后长达20年的相对清廉政治环境奠定了基础。 来自 杨静波，刘星显主编. 廉政建设实务研究[M].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