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与清朝的对峙，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准噶尔面临的外部压力很大，屁股后面就是沙俄，要么是入主中原，重塑蒙古帝国雄风，要么就是被中原王朝给干掉。否则，他最终的路只有一条，被沙俄吞并。 17世纪末，草原帝国的辉煌逐渐黯淡。噶尔丹统领的准噶尔汗国，因连年征战和内部纷争，国力日益衰退。他的扩张行动，引发了周边势力的共同抵制，加之贸易路线的变迁，经济优势不再。 与此同时，康熙皇帝在平定南方的动乱后，开始着手北方事务。他削平三藩，统一台湾，使得国家版图得以巩固。通过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缓和了东北边境的紧张局势，也阻断了准噶尔与欧洲获取新式武器的途径。 为了应对北方的威胁，康熙积极备战。他提升了军队的火器装备水平，在耶稣会士的协助下，制造了先进的红衣大炮。他支持喀尔喀、察哈尔等蒙古部族，加强了对草原的影响力。 反观噶尔丹，因贸易受阻，无法获得所需的军备和物资。哥萨克人控制了西伯利亚的皮毛贸易，与清朝建立了直接的商业联系，取代了传统的草原商路。大航海时代的海上贸易兴起，广州、舟山等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进一步削弱了草原经济。 在经济困境和外交孤立的双重压力下，准噶尔汗国陷入了困顿。西域地区的资源有限，西面的哈萨克、乌兹别克等部族又对其构成威胁。缺乏有力的盟友和资源，使得噶尔丹难以支撑他的统治。 公元1696年春天，蒙古高原的寒风中，清朝大军正向北推进，目标是彻底消灭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势力。康熙帝亲自率领京城的精锐部队，从南方深入草原；费扬古统领的部队则从西面加速前进；同时，萨布素将军带领的队伍从东面逼近。三路人马计划在乌兰巴托附近形成合围之势。 这一军事行动的背景，可以追溯到数年前。1692年，噶尔丹曾试图与清廷达成协议，要求康熙下令让逃入清朝境内的喀尔喀蒙古人返回故土，自己则承诺不再向东南扩张。然而，康熙并未接受他的提议，不愿满足其要求，令噶尔丹的计划落空。 1695年，噶尔丹发现自己的实力因经济困境而难以恢复，便再次寄希望于军事行动。同年十一月，他亲自率领约六千人的部队沿克鲁伦河推进，试图通过劫掠来迅速增强实力。他的军队在今日乌兰巴托一带活动，并声称要将战火蔓延到更南的地区。 清廷对此早有防备。康熙决定亲征，动员了近十万大军，从不同方向向噶尔丹的部队推进。费扬古的大军从西面出发，计划与其他两路人马在指定地点会合。然而，行军途中遭遇了恶劣的天气，风沙和骤雨使道路变得泥泞，补给也受到影响。费扬古被迫留下大部分辎重，只带领精锐部队加速前进。 与此同时，噶尔丹对清军的行动并不知情。他的基础力量薄弱，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来扭转局势。但时间并不站在他这一边，他不得不在最不利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清军。唯一可能有利于他的，只有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 在接下来的行军中，清军克服了种种困难，逐步逼近噶尔丹的所在地。康熙的部队为了避免过于深入而遭到伏击，选择放缓行进速度。最终，三路大军在预定地点会师，对噶尔丹形成了包围之势。 昭莫多之战见证了清朝军队与准噶尔部的决战。战役的起因是清朝西路军意外地提前占领了战略要地——肯特山脚下的高地。此举使得噶尔丹的准噶尔部队陷入了地理上的不利位置。清军的前进，是周密计划和快速行动的结果。他们的部署，不仅限于地势的占据，还包括了战术上的精心安排。在费扬古的指挥下，清军构建了坚不可摧的防线，利用火炮和火绳枪的火力优势，形成了对准噶尔部的有效封锁。 噶尔丹率领的准噶尔部，虽然装备有长管土耳其式火枪，但在此次战役中，他们的技术和战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当清军利用高地优势，进行密集的火力打击时，准噶尔部的进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噶尔丹的策略是在中路发起猛攻，试图突破清军的防线，但清军的火力和地形优势，使得这一战术未能成功。 随后的战事中，噶尔丹被迫重新组织部队，试图通过快速机动的骑兵突击，找到战线中的裂缝。然而，费扬古的军队展现出了极强的战场适应性和战术灵活性。特别是当清军的侧翼部队——满蒙骑兵和京师部队，开始对准噶尔部的大营进行偷袭时，噶尔丹的部队基本上失去了组织性。 战斗进入尾声时，噶尔丹的战略失误和清军的坚决执行力，共同导致了准噶尔部的全面崩溃。准噶尔部队的撤退，被清军的追击转化为溃败。 昭莫多之战的结束意味着准噶尔汗国力量的重大削弱。虽然战场上的尸体和俘虏数量未能完全体现清军的胜利，但战略上，这一胜利确保了清朝在蒙古高原的统治安全，同时也为将来的边境安定奠定了基础。 来自 黎东方著. 《黎东方讲史 细说清朝》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