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上海解放，城内还有1.4万国民党干部残留，陈毅是如何处置的？ 1949年5月25日傍晚，在瓢泼大雨中，陈毅乘军用吉普车进入上海市区，这是他第四次来到上海。 第一次是1919年去法国勤工俭学时路过上海，第二次是因反对北洋军阀卖国政策，被法国政府以武力押送回国来到上海；第三次就是1929年盛夏，陈毅扮成商人，从福建红四军军部经香港来上海，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可以说这三次来上海，陈毅都是隐瞒身份，悄悄来悄悄离去，可这第四次可不一样了，他不再是孤身一人，而是统率浩浩荡荡的大军解放上海来了。 可以说此时此刻，陈毅的心情既兴奋又激动，在解放上海之前，他就反复告诫指战员们，解放上海要在“瓷器店里捉老鼠”。 也就是说进攻上海时不能在市内使用重武器，哪怕自己忍受一些牺牲。 此外，陈毅更是强调：我们一定要小心、虚心、谨慎，野战军的“野”在城市里是不能“野”的，入城后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不入民宅，不借民物，不买商品… 就这样，数万战士忍受着凉意袭人、寒冷难耐的夜晚，就那么穿着单薄的衣服在街头睡了一晚。 当上海人民早晨打开门目睹这些情景后，无不称赞解放军是威武之师，仁义之师。 其实在3月上旬，也就是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共产党打天下容易,治天下难”。但毛主席说了一句话:“打天下也并不容易,治天下也不是难得没有办法。“ 而党中央之所以委派陈毅任上海市市长，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毛主席看来，陈毅不光有文韬武略,而且具有统战雄才，无论在马上马下他都能将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非常令人叹服。 陈毅也深知，上海不仅在工商业方面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而且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所以稳定上海工作对于稳定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效用。 很快，陈毅制定了“团结面越宽越好”的原则开展工作，他高度重视上海知识分子工作，并调回一些熟悉城市工作、文化工作的重量级人物来上海，一起协助他工作，比如让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作家夏衍任负责实际工作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等。 然后，陈毅专门交代干部们，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也就是说“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 并且陈毅还开了一个座谈会，敞开心扉与上海文化界人士交心。最终经过促膝谈心，上海文化界的名流都对这位儒将有了一番深刻的了解，也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 当时有一个叫赵祖康的人，是原国民党上海工务局局长，解放前夕担任过几天代市长，虽然想去大学教书，但又顾虑重重。 陈毅见状立马恳切地和他谈心:“国家需要你这样的人才，你可以发挥自己专长，为新上海建设贡献力量。” 陈毅请他继续担任工务局局长，并表现出十足的信任和尊重，使得赵祖康发自内心地感动。 可以说当时的上海滩可是一个烂摊子，而陈毅的工作也是千头万绪。由于解放军渡江后战事进展太快，铁路公路运输跟不上;接管干部不够用，再加上敌人干扰破坏，出现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不过，面对道道难题及处处难关，陈毅却毫不畏惧，一直淡定自若的处理指挥着。 当时上海虽然解放，但还残存着1.4万国民党干部，他们当中有些人犯过滔天重罪，有些人只为养家糊口，可谓人员复杂数量庞大，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与此同时，这些人也担忧自己目前的处境，生怕被定性为国民党反动派，再抓进监狱或直接被处死。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陈毅也做过深入思考，当他看完所有的人员名单之后，立马分成三类： 对解放事业有功的，一定要重用可以让他们留任原职；对被迫加入国民党，同时也没有做出危害国家和人民事情的人可以继续任职，发挥才能为上海市人民做贡献。 再就是有罪大恶极的干部，根据法律对他们进行惩罚，而那些犯了小错误的就说服教育，可以继续让他们留在上海自食其力。 最终这1.4万余人的国民党残留干部中，被留用继续任职的比例高达78.8%，而毛主席也非常满意陈毅的做法。 可以说陈毅真不愧是善用统战法宝的专家，他在接管上海过程中，将统战艺术发挥得淋漓尽致，简直令人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