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杨得志到农村看望老战友，却发现他没钱看病，过得很不如意，当地县政府诧异地问道：“咦，他不是汉奸吗？”   1961年，杨得志接收到了一封出自荆州农村的来信，署名为侯礼祥。侯礼祥在长征期间曾任红一军团一师一团团长，而杨得志那时担任红一师师长。   侯礼祥后被任命为1938年八路军总部警备第一团副团长，其军事经历足以使他有资格成为一位开国将军。   然而，由于长期未见，杨得志曾以为侯礼祥已在抗战中牺牲，故对这封来信感到非常意外。   信中，侯礼祥声称自己被错当成了特务，请求杨得志出面证明其身份。   杨得志与另一位上将杨勇立刻回信。   尽管如此，之后杨得志再也没有收到侯礼祥的消息，深感挂念。   1971年，杨得志被调任为济南军区司令员。   某天，他接到哨兵电话，称有位自称是杨得志老部下的老人在门口，名叫李祥。   杨得志立即想到这可能是侯礼祥，迫不及待地亲自前往门口迎接。   两人见面后，激动的情感溢于言表，杨得志看到侯礼祥那破旧的衣着，感到非常心酸。   侯礼祥提到自己自从1961年寄出求救信后就再也没有和杨得志联系上，他来此是希望能够彻底洗清罪名。   杨得志承诺将尽力帮助。   在会面结束时，杨得志请侯礼祥共进晚餐，并给予了他一定的经济帮助。   1973年，杨得志成为武汉军区司令员，并于1974年视察“三线建设”项目时来到荆州。   在此期间，他特意命令荆州军分区司令员粟侠辉寻找侯礼祥，最终在江陵的一个村庄里找到了他。   两人在县委的餐厅再次见面。   侯礼祥向杨得志透露，尽管有了身份证明，他的生活依然困难，无法获得应有的待遇。   这时，县委的领导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杨得志的再次介入，最终帮助侯礼祥恢复了名誉和应有的待遇。   侯礼祥的事迹令人深思。   1939年，侯礼祥因战伤从军转业，被安排至江陵县委从事地下工作，假扮国民党伪联保主任，协助洪湖地区的地下组织活动。   1940年，由于家中遭小偷，其包含军官证和残疾军人证的皮箱被盗。   此后，他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解放后，侯礼祥曾尝试向周围人证明自己的红军团长身份，但由于档案中的名字错误地记录为“李祥”而非“侯礼祥”，身份核查未能成功。   加之他曾在伪政府机构工作的历史，被怀疑是特务。   尽管杨得志为他出具了身份证明，但由于长期的误解和政治环境的复杂性，公众对其真实身份持怀疑态度。   数十年间，侯礼祥生活在不信任和歧视的阴影下，直到杨得志亲自前往江陵，公开为其平反。   杨得志在公开场合证明了侯礼祥的革命历史和贡献，称其是值得尊敬的老战友。   此事引起了当地及老红军的关注，多人提供材料证明侯礼祥的清白。   县委领导意识到了之前的错误，并迅速成立了专案组，详细记录了侯礼祥的革命历史，并在当地机关和学校中推广其事迹。   生活待遇方面，县委补发了应有的荣誉和补贴，还为他建造了新房，其医疗费用由县政府承担。   社会的态度也随之一改，侯礼祥的声誉得到了恢复。   尽管侯礼祥的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但他因多年未与党组织保持联系而自动退党。   他的党籍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中央组织部对他的申诉进行了审查，并在1981年10月28日作出了回应。   在1984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侯礼祥党籍问题的批复得以向下传达。   此文件从湖北省委组织部传至荆州地委组织部，随后迅速通知到江陵县委组织部，均要求相关部门对侯礼祥的党籍问题进行“调查处理”。   然而，几个月后的1984年4月14日，江陵县委组织部的回应清晰地表明，依据组织原则，侯礼祥的党籍无法恢复。   失望之余，侯礼祥选择了回归平静的生活，他在郝穴镇的家中长期居住，几乎不再参与外部活动。   1990年，侯礼祥曾企图出版自己的回忆录，但由于资金问题而告吹。   在这一年的6月13日和15日，侯礼祥给文章的作者张世春写信，表达了他的遗憾和歉意。张世春虽然也感到无力回天。   在1991年的冬天，这位老人家因病去世。   参考文献：[1]有皮带充饥的说法有误[J].安徽统一战线,2001(12):24-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