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开国少将王扶之时任志愿军39 军115 师代理师长。 8月2日这天，《人民日报》记者刘鸣来到115师采访。在作战室里，王扶之见刘记者在烛光下写作很吃力，便请刘鸣到自己的位置上来，他自己则走到坑道深处，点着蜡烛与作战科长苏盛轼、参谋陈志茂研究工作。 就在这时，“轰隆”一声巨响，一枚重磅炸弹在作战室顶上爆炸，坑道瞬间被炸塌，7 人因空袭被埋在约20 米厚的土层下。在坑道爆炸的瞬间，王扶之感到被股凶猛的力量一推，便失去了知觉。当他醒来时，四周漆黑一片，耳内嗡嗡作响，一条腿被圆木和岩石压着动不了。 当王扶之意识到自己还活着时，他开始急切地呼唤坑道内7名战友的名字，可除了苏盛轼和陈志茂两人低弱的声音外，其他5人没有回应。 由于3人之间都有一段距离，又各自受困负伤，相互间无法帮助。王扶之一边鼓励他俩自救，一边奋力挣脱。 当他爬出来后，又急忙帮助另外两位同志脱身。 此刻，在坍塌的坑道之外，115师工兵连的指战员们正冒着敌机轰炸，紧张地实施救援作业。在志愿军总部，彭德怀司令员得知王扶之等人被埋在洞中的消息后，亲自打电话给39军：“要想尽一切办法，把王扶之等同志抢救出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39军军部，吴信泉军长也不断催促：“要想尽一切办法救人！” 随着王扶之等人被掩埋时间的不断延长，他们生还的希望越来越小，但所有救援的人都在埋头挖掘。吴信泉军长悲痛之下，含泪给志愿军总部发出了一份王扶之等同志生还无望的电报，志愿军总部干部花名册上，王扶之一栏的后面被注上了“牺牲”二字。 第二天下午，工兵连副连长刘文才突然发现有两只苍蝇从坍塌的石缝中飞出来。他欣喜若狂，立即将这一发现报告师首长。苍蝇能活，人就能活！首长立即决定，再增派部队，加快救援速度。 当晚11时30分，在经历38个小时之后，王扶之等3人获救，记者刘鸣和其他4人牺牲。 王扶之虽然已经受伤，身体也非常虚弱，但是他坚持先抢救伤重的战友，他是最后一个被抬出坑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