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孙立人时常为公务与重要官员、重要将领公开争吵，比如与蒋经国就屡屡发生争吵。张佛千就劝他，说：“你跟蒋经国拍桌子吵架都没有关系，但你能不能在公开场合表个态，说说蒋经国这个人很好、很努力。只要你说了，就会传到蒋经国耳朵里，这样至少可以缓解你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孙立人说：“那我试试看。”，但实际上，他根本没听进去。

1949年冬，守住金门，阻止解放军渡过厦金海峡，这场战役对于退守台湾的老蒋具有决定性作用。孙立人没有参加，但经他亲手训练的部队却在这次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也让老蒋意识到孙立人的重要性，当他初到台湾时，见到孙，问得第一句话就是：“台湾安全吗？”，孙答：“有我在，绝对安全。”

但即便如此，孙立人还是遭到老蒋的排挤，不断削弱他的兵权，主要原因在于：其一，孙立人不是黄埔系，可以说，他遭到了黄埔系的围攻；其二，也是最致命的，就是亲美，美国人喜欢孙立人，经常与他打交道；而其三，就是孙立人的性格问题。

孙立人的为人处事原则遵循两个字，即诚与拙，他强调做人要脚踏实地、要诚恳，不要有小聪明，但在老蒋眼中仍然是不可信的。

在国民党撤往台湾初期（1947-1949），孙立人曾先后担任陆军训练司令、台湾防卫司令及总司令，以及陆军副总司令等要职。

1950年，老蒋复出后，就着手开始降低孙立人在台湾的地位，让他担任陆军总司令，明升暗降，只负责练兵，没有指挥权，也没有人事权，但老孙仍很卖力地尽职尽责工作。

与此同时，老蒋也开始清理孙周围的人，比如他的英文秘书黄正黄珏姐妹俩，就在此时被抓起来关了十年；再有孙的好友魏振武、部下周芝雨均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枪毙，这也是老蒋对孙立人的第一波攻击。

后来，孙设法把散落在大陆的原新一军部将也接到了台湾，本是一片好心，对下属负责，对老蒋忠心，结果却成了老蒋的靶子，比如李鸿，到台三个月就被捕，一直关了25年，其妻也受到连累，这是对孙立人的第二波攻击。

看着昔日部将、得力助手连遭逮捕，孙立人不可能没有意见，但即便有也无法为他们申冤，自然也就不曾激烈地反抗过。他照旧做自己分内的事，在公开场合如果相关议题出现分歧时，他照样与国民党高官发生争吵，比如汤恩伯、黄杰、蒋经国、周至柔、彭孟缉等人，这让国民党人不得不加强了对他的防范，并把他视为最大威胁。

对于孙立人的提议，他们基本都会否决，有时孙被逼急了，会当着老蒋的面，指着这些人直言不讳地说：“你们背后下绊子算什么英雄好汉？有能耐咱们比试比试，你是比文还是武，是立正稍息，还是X+Y，比哪项，你们挑吧！”，而在他怒不可遏的时候，对方却以一阵嘲笑作答。

周至柔与孙是拜把兄弟，但周因涉嫌一起军火贪污案时，孙执意不肯出面为他说话，因此两人结怨颇深。汤恩伯的部队撤到台湾时，他说人家的部队是破铜烂铁，因为住宿问题，还和老蒋大吵一架。

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历来是当官者的护身符，但孙立人僧面、佛面都不看。

1950年后蒋经国扶摇直上，为夺取权力，先抓特工、警察、宪兵，并利用所担任的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要在军队中建立政工制度，这与孙立人主张的“军队就是军队，不宜附有别的单位”的想法产生直接冲突。

再有蒋经国的权力超越“三军统帅”，孙立人也公开予以反对。他还在陆军大会上，公开致辞，说“现在社会黑暗，人心不古，不但做事骗人，说话也骗人，所以社会动荡不安。彼此不能开诚相见，埋没了良心。”

张佛千与孙都是安徽庐江人，张劝他，兵练得再好，靠台湾一省有什么用，还不如在公开场合说几句蒋经国的好话，反对的人说他好，那他就是真的好，这肯定是他愿意听到的。

由于他们二人走得近，老蒋到台后接见了张佛千约一个小时，话里话外就是要搞清他们之间的关系，先后三次问张佛千是怎么来台湾的，问了两次，张都说是调来的，问到第三次，张才听懂老蒋为什么这样问，他是想知道他与孙立人是什么关系，之后他说：“我和孙司令是小同乡，都是安徽庐江人，我们早就认识了。”在听到张的满意回答后，老蒋才放他走。

老蒋在台湾的地位相对稳定后，孙立人的地位就要大幅下降了，于是就有了1955年的郭廷亮叛乱事件。为剥夺孙立人的兵权，以破获“郭廷亮案”和郭廷亮系孙立人多年部属为由，迫使孙立人负“失察”之责，并自请辞职，之后被软禁三十多年。

其实，“孙案”尚未发生前，剥夺孙立人兵权的趋势就已显现。蒋经国指派蒋坚忍接替张佛千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孙大为恼怒，蒋坚忍上任两个星期，孙不召见他，也不给安排住房和车子，最后还是张佛千出面劝他，此事才算了结。

“孙案”发生后，蒋经国抓了数百军训的学生来严刑审问，问他们张与他们说了什么，但张佛千是个精明人，虽兼任三个司令部的总政治部主任，却不常露面，因此学生对他并熟悉，才算躲过一劫。

那么，孙立人所坚持的“诚”与“拙”有错吗？如果没错，那么是哪里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