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晚年感叹：大包干的成功对我震撼太大了，原来我坚定地走大寨路线，虽小有进展，基本上是僵持——因为拼命干，还能前进一两步，但稍微一停步，就被挤回来了。到大包干的时候，农民却像上了发条似的拼命干活，中国粮食产量一下子就上去了，吃不饱变成粮食过剩。你不得不承认这东西真管用，农民多打粮食了，整个社会的氛围却变好、变宽松了。 改革的浪潮，往往是在危机的倒逼之下汹涌澎湃而来。十年运动的落幕，犹如一场漫长的冬夜终于迎来了曙光，却也给当时遗留下了一堆错综复杂的难题，如同一座座亟待翻越的山峰。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发生的那场农民自发选择承包责任制的壮举，被广泛视为经济改革的先声，其历史意义深远。在那个寒风凛冽的冬日，该村的18户农民，面对生计的严峻考验，毅然决然地团结起来，秘密商定采用生产责任制的形式来组织和分配农业生产。 他们深知这一行为可能带来的风险，但为了生存，他们勇敢地迈出了这一步，并立下了沉重的誓言：若有人因此遭受迫害，其余人将共同承担起抚养其子女至18岁的责任。这一事件，正如黄亚生在2008年所指出的，其象征意义尤为显著，因为它恰好发生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历史性会议召开期间，预示着新的时代即将到来。 1978年6月19日，万里和胡耀邦写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信，并迅速将其分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在信中，他明确提出了三点看法：对于困难、落后的地区，可以实行包产到户；对于生产正常、集体经济良好的地区，则原则上不推行；对于已经尝试的地区，允许进行试验，以观后效。他提出的建议是，可以在10%的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 随后的7月至8月，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提议，国家农委组织调查组深入西北、西南、中南和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对包产到户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大量第一手资料汇总后，一个公认的事实浮出水面：在长期贫困落后的社队，包产到户的经济效果最为显著，能够迅速改变当地的面貌。在此背景下，胡耀邦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明确表态，中央并不反对包产到户，并强调不应将包产到户与单干混为一谈，更不应将单干等同于资本主义。 陈云，这位经验丰富的经济领导者，对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凭借自己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深厚底蕴，不断推动改革开放向前发展。1979年，针对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他与李先念联名致信中央，提出用两三年时间，按照按比例发展的原则，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中央采纳了这一建议，确定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使国民经济的困难状况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同时也为农村经济的改革注入了新的活力。 陈云不仅积极支持和推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还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早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就提出了突破苏联单一计划经济模式、发挥市场补充作用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新构想。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他又率先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发挥好市场调节的作用，这一探索对于突破高度集中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支持宝钢建设，支持开发开放浦东，倡导对外开放，支持办好经济特区，他的远见卓识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陈云深刻认识到改革将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使我国的生产力获得一次新的大解放。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由于改革涉及的范围广泛，广大干部对此还不熟悉，因此在推进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预见的问题。因此，他强调必须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经验，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 陈云还高度重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强调经济建设必须注意综合平衡，处理好一些重大的比例关系。他明确指出：“如果不认真研究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必然造成不平衡和混乱状态。”他主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和消费的比例要适当，既反对积累比重过大导致建设挤占生活，也反对消费增长超过生产增长。他明确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经济工作大方针，并强调中央应该集中必要的财力以顾全大局。此外，他还特别重视农业问题，尤其是粮食生产，提醒大家要牢记“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的历史经验。这些真知灼见，体现了他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和远见卓识。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中，虽然提出了许多在当时行之有效的措施，但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仍然坚持和改善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然而，安徽等农业相对落后的省份，却已经勇敢地迈出了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的步伐，有的甚至已经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一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使得一些已经推广包产到户的省份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支持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