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着觉！”

抗战时期国民党迁都重庆，是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在实地考察了中国地理形势后给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在1935年3月到重庆视察时也曾经说过“不到夔门、巫峡，不知川路之险也，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日军打到贵州独山后，国民党曾经计划迁都四川西昌，在西昌邛海边新村修建了蒋介石的官邸和各部院的办公用房，被称之为“特宅”。毛泽东在长征期间到过西昌和四川，解放后又多次到过成都视察，对四川独特的地理形势有深刻认识。

攀枝花位于有“聚宝盆”之称的攀西（攀枝花-西昌）古裂谷中段，原来是四川西昌专区所管辖的米易、盐边两个县和会理县的部分地方，还包括云南毗邻金沙江的部分地方。地质结构复杂，矿产资源极为丰富，有钒、钛、钪、铬、镓、钴、镍等具有战略意义的稀有金属，以及铜、硫、磷、锰、硒、碲、铂元素等多种有益元素。其中，钒资源占全国第一位，世界第三位；钛资源位列前世界上都位居第一。而且石灰石、白云石、矽、藻土、粘土等冶金铺助材料以及水能资源、森林资源也配套齐全，储量丰富，得天独厚，为建设新型工业基地的最理想场所。

抗战时期，著名地质学家常隆庆就发现了四川西昌地区蕴藏有巨大的矿产资源，曾发表《宁属七县地质矿产》一书，对攀枝花成矿方式特命名为“盐边系”岩层，认定盐边系有磁铁矿、赤铁矿等。

在1958年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冶金部副部长王鹤寿向中央汇报说：“西昌一带蕴藏着丰富的钒钛磁铁矿，经过地质部门多年工作，已探明的工业储量约10亿吨（注：后探明为100亿吨以上)，有条件建设一个大型钢铁厂。”

毛泽东听后极为高兴，当下表示赞同。成都会议后不久，中央把建设西昌钢铁厂列上了议程。冶金部和四川省立即行动起来，准备把钢铁厂建在西昌，成立了西昌工业区和西昌钢铁公司，着手组织开展钒钛磁铁矿的选矿和冶炼科学研究，并陆续上马几万人。然而，正当轰轰烈烈上马时，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困难，国家对国民经济不得不实行调整，1962年，西昌钢铁公司为形势所迫，彻底下马。

毛泽东念念不忘西昌地区，是因为西昌地区无论矿产资源还是地理形势，都有着其它中国任何地方都无法替代的战略地位。1964年5月11日，国家计划领导小组向毛泽东汇报“三五”计划设想。毛泽东说：“攀枝花钢铁厂（在四川西昌地区南部）还是要搞，不搞，我总是不放心，打起仗来怎么办？攀枝花建不成，我睡不好觉。”

1964年6月6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决定战争最后胜利的不是原子弹，而是常规武器，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要快，但不要潦草。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现在到解决问题的时候了。抢时间，抢在战争爆发之前。”

毛泽东对西南三线建设极为关心，曾多次指示要“在西南形成冶金、国防、石油、铁路、煤炭，机械工业基地”，“要搞西南后方，要搞快些，但不要潦草”。

毛泽东尤其关心攀枝花建设。1964年8月19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把三线建设、攀枝花建设提到革命与不革命的高度来强调，“攀枝花是战略问题，不是钢铁厂问题。现在抓是抓了，但要抓紧，要估计到最困难的情况，有备无患”，“现在再不建设第三线，就如同大革命时期不下乡一样，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

此后，在1964年9月的杭州会议和10月9日国家计划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毛泽东也反复讲：“不搞攀枝花，这是没有道理的。不是早知道攀枝花有矿嘛，为什么不搞？！你们不去安排，我要骑着毛驴下西昌。如果说没有投资，可以把我的稿费拿出来！”

毛泽东的反复强调和督促，加速了攀枝花开发建设的速度。1965年2月5日，中央要求建立攀枝花特区，4月22日将攀枝花特区对外改称渡口市，地跨金沙江两岸，包括四川南部和云南北部的部分公社。1978年又将原西昌专区所辖的米易、盐边两个县划入，将西昌专区所辖会理县的部分公社也划归渡口市管辖。同时撤销原四川省西昌专区的行政建制，将西昌专区剩余各县并入凉山彝族自治州，凉山彝族自治州首府由昭觉县迁往西昌。凉山彝族自治州成立于1952年，原来是西康省西昌专区下辖的几个彝族聚居县。

1987年1月，渡口市正式改名为攀枝花市。

当前，时逢天下大争之世，全球正鼎沸，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开启新的三线建设，将重庆作为中国战时大本营，把四川打造为国家战略腹地和重要工业备份地区，加快其工农业和经济发展，沿海高科技企业西迁，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布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