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8月15日，赵一曼的儿子陈掖贤几天没有上班，待同事赶到他家中查看，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1927年赵一曼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深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课堂之外，赵一曼与来自远方的同胞们共同生活、学习，其中包括她未来的丈夫，湖南籍的陈达邦。 他们的关系在俄罗斯的寒风中逐渐加深，最终决定共结连理，一起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 但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太久，赵一曼怀孕后，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无法适应苛刻的俄罗斯气候，严寒的冬天和不断的妊娠反应让她痛苦不堪。 面对身体的双重折磨，加之对革命事业的执着追求，赵一曼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离开陈达邦，独自一人返回祖国继续她的革命活动。 1928年冬，怀着身孕的赵一曼抵达上海，对于赵一曼来说，没有时间去感受久违的家国气息，她的归来有着更为紧迫的使命。 党组织紧急指派她前往湖北宜昌，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这是她不能推脱的责任。 赵一曼在长江边租了一间木板房，那是一间坐落在偏僻巷弄里的破旧屋子，屋外是蜿蜒的江水，船笛声声，但屋内却是另一番光景，房间里摆设简陋。 尽管身体状况日渐沉重，赵一曼仍不懈怠于她的职责，她日以继夜地接收和分发敏感文件。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赵一曼独自面对即将到来的分娩。 此时，房东老太太的驱赶使她的处境更加艰难，她不得不在严寒中寻找一处能够容身的地方。 面对这种绝境，她没有选择放弃，而是坚定地回到了老太太的房前，企图在那里找到一丝生的希望。 第二天，早晨的第一缕阳光尚未完全驱散晨雾，老太太开门的动作突然定格，眼前的景象让她吃惊不已。 门旁，昨晚被她无情赶出门外的赵一曼，此刻蜷缩成一团，衣衫褴褛，脸色苍白得几乎透明。 老太太心中的愧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她急忙上前，伸手扶起赵一曼。 当天，赵一曼在小屋里平安地产下了一名男孩，她给孩子取名为“宁儿”，希望他未来的生活能够安宁平稳，远离动荡和苦难。 1929年，赵一曼和她仅数月大的儿子宁儿被派往南昌，目的是维持该地区的革命联络工作，在那里，她和一个同志小王伪装成夫妻，以掩人耳目。 尽管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家和平的普通家庭，但赵一曼内心深知，她们的每一个安静夜晚都可能是暴风雨前的宁静。她的预感很快成为现实。 一天晚上，小王突然慌张地冲进了家门，打破了家中的宁静，他的脸上写满了紧张和恐惧：“省委机关被破坏了，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的行踪，他们可能随时会来这里！” 赵一曼立刻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她抱起还在沉睡的小宁儿，匆匆与小王告别。 小王则决定留下来销毁更多的文件，以避免重要信息落入敌手，赵一曼带着孩子走出了家门，踏上了未知的逃亡之路。 1930年，赵一曼被调至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那里她偶然结识了四川老乡李一泯。 二人发现彼此同为李姓（赵一曼本名李坤泰）很快便结为了忘年之交，经常交流家世和家庭事务。 在此期间，李一泯向赵一曼介绍了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的夫人），两人一见如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陈琮英对小宁儿非常疼爱，经常给他买衣服、食物和玩具。 在一次深入的交流中，赵一曼提出了将宁儿寄养回陈家的想法，希望能为他提供一个更稳定的成长环境，陈琮英表示理解并支持这一决定。 经过仔细的商议，他们最终决定将宁儿寄养于武汉的陈岳云家中。 陈岳云是陈达邦的大哥，在政界有一定的影响力，而且他的大嫂尚未有子女，这样的安排既能确保宁儿的安全，也能让他得到应有的关爱和教育，宁儿后来改名陈掖贤。 1955年，陈掖贤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之后，他选择了一条相对平凡但充满意义的道路：成为一名教师，决定将自己的知识和热情投入到教育事业中。 后来，随着大革命的爆发，他的生活和职业轨迹遭遇了剧烈的波折。 陈掖贤的父亲陈达邦，由于过往的立场和活动，被等人恶意诬陷和打倒，作为儿子，陈掖贤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感到极度困惑和愤怒，他无法理解，那些昔日共同奋斗、相互扶持的战友，怎会突然间变成冷漠的控诉者和攻击者。 在痛苦和不解中，陈掖贤多次提笔，写信，为父亲申辩，试图阐述事实，恢复父亲的名誉。这些信件不仅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反而使他自己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 很快，陈掖贤就被标记了，一夜之间从一名尊重的工程师变成了异端。 在极大的压力和危险之下，他被迫作出了极端的决定——翻墙逃离，他躲进了京城远郊的荒野。 在荒野中的那十天，是陈掖贤一生中最为艰难和煎熬的时光，他在无人的野地中，面临着饥饿和孤独的折磨，每一天都在与绝望作斗争。 后来回到单位后，陈掖贤被立即隔离审查。 1982年8月，陈掖贤连续几天未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这种异常情况引起了同事们的担忧。 到了8月15日，由于他的长时间失联，几位同事决定前往他的住所探望，当他们抵达陈掖贤家中，不幸地发现他已自缢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