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5月，茫茫戈壁上，一中年男子策马疾驰，他在追与情人私奔的妻子。情急中男子坠马，昏迷两天后醒来，他“被离婚”了！

兰州的报纸上刊登出妻子与他离婚的公开声明。男子就是时任敦煌莫高窟艺术研究所所长的常书鸿。

1936年，已在法国学习绘画达9年并已声名鹊起的常书鸿，在塞纳河畔的书摊上发现了一本《敦煌石窟图录》，被里面精美的画面所震撼：祖国的绘画艺术如此悠久灿烂，自己却一直沉醉于西洋文化，太愚昧无知了！

他要回国，他要去敦煌！

随后，常书鸿把妻子陈芝秀和女儿留在巴黎，只身回国。

1942年，国民党重庆政府筹备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时任监察院院长的于右任推荐常书鸿当筹委会副主任。

从此，常书鸿保护敦煌、研究敦煌的一系列艰难险阻由此展开……

筹备研究所要钱要人，可主管部门象征性地发了一点经费外，就丢了一句：“其他自己解决。”

常书鸿只得变卖家具，又以自己40多幅油画开画展，筹到了五万块钱。

在涉及研究所选址时，一些官员出于个人打算，建议将研究所设在兰州。常书鸿当即指出：“兰州距敦煌1200公里，这么远怎么搞研究保护？建议就地设址。”

常书鸿的想法得到于右任的支持，却把那一帮官员得罪了，后来他在寻求人员配备、图书器材、绘画材料等支持时，这些人全部不配合。

1943年2月20日清晨，常书鸿带着5名同伴，以及少得可怜的器材，搭上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向敦煌出发。

他们安顿下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治沙。在清理淤沙的同时，他们计划建造一堵土墙，将石窟围在里面，避免风沙侵袭。

常书鸿向敦煌县陈县长提出这个建议后，对方嘲笑道：“你个书呆子，这里只有沙，没有土，怎么建墙？没有办法！”

常书鸿不死心，几天后，千佛洞庙会，他偶然发现饭馆伙计正用沙土筑起了一堵小围墙。

原来千佛洞的水含碱量很大，沙子浇上水，夯实了完全可以做墙，，常书鸿赶紧去把陈县令请来。

陈县令又告诉他：“没钱！”

常书鸿表示只是先从县里借款，等拨款到了马上还，还承诺送陈县令一张千佛洞风景画。陈县令才答应下来。

但在施工时不断有民工逃跑，原来这个陈县令压榨民工，没有发任何报酬，就连每天的吃食都是民工自备。

假若拨款到位，进的是陈县令的腰包。

得知消息后，常书鸿气急，他怒斥陈县令，要求陈县令制作一个民工花名册，把土墙收好尾，按册发放报酬。不然就揭发他，陈县令才答应照做。

没过多久，常书鸿进驻敦煌的消息不胫而走，他的学生陆续从大后方赶来加入，他的妻子陈芝秀也毕业回国来到了敦煌。

1945年初，常书鸿招了一个小军官负责总务，小军官刚好是陈芝秀的老乡。

小军官来了之后的某日，陈芝秀突然说自己生病了，坚持要去兰州医治，一走杳无音讯，小军官也随之消失。

常书鸿的学生董希文很委婉地对他说：“老师，师母可能不回来了！”说着便递给他一沓信，信里记载了陈芝秀四处奔走，打算离开的内容。

原来，她早就厌倦了这里枯燥而艰苦的生活。

常书鸿如遭雷击，跨马而追，结果却在大漠中坠马，坠马醒来后，他失魂落魄地回到敦煌莫高窟。

这边刚“损了夫人”，那边，一个更重磅的消息传来，国民党教育部下令，宣布撤销敦煌艺术研究所，把石窟交给敦煌县政府。

常书鸿当即写信给于右任请求支持，却如石沉大海。但他收到了另外一则信息，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对他的工作表示支持与赞扬！他的信心又被点燃了，他坚决不走，他就要一直呆在敦煌。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个大好的消息却引发了职工们的离职潮，大家都想回到家乡去，与亲人团聚。

他怎么好拦着大家呢，自从研究所成立以来，经费一直没有到位，大家每个月领着50元钱，过着最艰苦的日子，兢兢业业地工作……

常书鸿再一次默默发誓，大家都走了，我更不能离开！

1949年9月，敦煌古城解放，一列解放军来到敦煌石窟前，带头的军官握住常书鸿的手说：“你以后专心做保护和研究工作吧，有我们在，大家不用再担心受怕了！”

常书鸿的心终于安定下来，从此一头扎进敦煌的研究与保护，前前后后一干就是50年。

在那个艰难的年代，常书鸿带领的团队完成洞窟编号492个，塑像编号2415尊，临摹壁画800多幅，多次举办敦煌画本展，宣传敦煌，引发人们对敦煌的关注。

常书鸿去世后，后人在他的墓碑上刻下了“敦煌守护神”这五个字。

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以常书鸿为代表的那群人给予了敦煌坚如磐石的守护，让这座珍贵的艺术宝库得以存续。

他们的名字、他们的故事每一个国人都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