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于 1961 年提及，当年红军长征途中，他曾向毛泽东发问，我们究竟要去往何方。毛泽东回应道“我思量还是要朝北。”刘伯承将军在讲述此事时，言语间满是对毛泽东主席的钦佩。 1934 年的中国，阴霾密布。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已近尾声，红军只得告别朝夕相伴的父老乡亲，离开休养生息的沃土，踏上了举世瞩目的长征之路。 八万将士，规模浩大，行进在崎岖的山间小道。初期的长征可谓阻碍重重，他们遭遇的是凶悍的敌军，恶劣的环境，以及未知的前程，士气因而受到极大影响。 敌军对红军的行踪亦是了如指掌。为阻拦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国民党军调遣大量兵力，分别于两个方向设下严密的包围圈，妄图将红军彻底歼灭。 局势极度危急，前有拦截，后有追兵，红军仿若陷入沼泽的困兽，难以寻觅到一丝生机。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军总指挥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当即决定放弃与其他部队会合的计划，转而率军在敌军防守薄弱的贵州地区突围。 这个决定无疑充满风险，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却是唯一的出路。贵州地区山峦起伏，道路艰险，驻守的国民党军数量较少，红军完全能够凭借有利地形与敌军周旋。事实证明，毛主席的决策无误。红军在贵州接连取胜，总算获得了休整的机会。 1934 年底，刘伯承获任红军总参谋长，并率领第五军团充当先遣部队。在他的英勇指挥下，部队强渡乌江，攻克遵义，率先开启了贵州的胜利之门，为红军构建了首个战略支撑点。疲惫不堪的将士们，终于能够稍作休整，重新积聚力量。 然而，接下来怎么办？红军到底要走向何方？怀着这样的疑问，刘伯承将军找到了毛主席。毛主席意味深长地表示：“我考虑还是要往北去。”这句话虽简洁，却彰显了毛主席运筹帷幄的非凡智慧。 北上，意味着红军将深入敌军后方，以弱战强，最终达成战略转移的目标。这需要何等的勇气与魄力！毛主席正是拥有这般远见卓识，于危急关头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1935 年 1 月，在群山环绕的遵义城，一场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要会议正在秘密举行。这便是后世盛赞的遵义会议。会议期间，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思想得到全面确立，红军重新找准了前行的正确方向。 遵义会议之时，在紧张的研讨之余，毛泽东同志和刘伯承将军也进行了一次短暂却影响深远的交流。刘伯承询问：“毛主席，我军后续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未来的道路究竟在何处？” 毛泽东坚决地回答：“我们要持续北上！当下虽然处境艰难，但只要我们坚定革命信念，齐心协力，必然能够渡过难关，开辟新局。” 自此，在毛泽东的精准引领下，红军脱胎换骨。他们不再一味凭借阵地战，而是巧妙施行运动战的策略，穿梭于敌人之中，机智地躲开敌人的锐利攻势，同时又在敌军脆弱之处骤然展开进击，屡次立下赫赫战功。 从遵义至赤水河，再至四渡赤水，红军犹如装上了永动机，马不停蹄地击败一批又一批的国民党军。他们的行迹遍布川、黔、滇三地，辗转于大小凉山之间，山峦高耸，路途遥远，行程达数千里之遥，战火纷飞，战斗此起彼伏。 在此期间，红军缔造了名垂青史的非凡功绩。飞夺泸定桥便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典范。1935 年 5 月，红军亟待渡过大渡河，然而镇守泸定桥的敌军据守险要之地，坚决不肯放行。面对敌人的重兵防御和汹涌的江水，红军毫不畏惧。 在党的有力引领下，22 位勇士奋勇当先，以雷霆万钧之势，愣是在枪林弹雨中强行渡过，用血肉之躯搭建起了通往胜利的通道。3 天后，红军主力悉数渡过大渡河，持续向北挺进。 在后续的长征进程中，红军还攀越雪山，穿行草地，跨越一座座海拔四五千米的峻岭，承受了极度缺氧和酷寒的严峻考验，但他们仍旧意气风发，锐不可当。 历经两年的浴血拼杀，红军最终抵达陕北，圆满达成了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61 年，回顾这段波澜壮阔的岁月，刘伯承将军满怀感慨。他深情地说道：“若无毛主席当年睿智果决的北上决策，就不会有我们最终的胜利。” 这段满含血与泪的革命历程，锤炼了中国共产党坚韧不拔的意志。不管时代怎样变化，长征精神都将永远熠熠生辉，鼓舞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不懈拼搏，为中华民族的伟大振兴而持续奋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