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阳保卫战的谎言力抗十万日军，杀伤四万八。 在1944年的夏季，随着抗日战争的激烈进行，国军与日军的对抗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其中，衡阳保卫战成为了一次关键的历史事件，显示了中国军队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的顽强抵抗。在这场战役中，方先觉将军与其部下展现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与坚定的抵抗意志。 衡阳保卫战的背景充满了战略的绝望性。当时，日军已经调集了包括五个师团在内的约10万兵力，对衡阳展开了猛烈的攻势。相较之下，方先觉将军的部队仅有一个半师的兵力，不到日军的五分之一，且装备在数量和质量上均大幅度落后。 日军此次的指挥官横山勇，是一位在之前的长沙会战中已经显示出其战术才智的军官。他的战术创新和指挥能力，在之前的战斗中已成功地破解了薛岳的“天炉战法”。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方先觉的处境显得尤为艰难，许多国军高层甚至预测他在衡阳的抵抗不会超过三天。 然而，衡阳保卫战的过程和结果完全颠覆了这一悲观预期。面对装备和兵力都占优势的日军，方先觉精心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战术布局，其中包括建立了一道又一道的防御工事，后来被日军称为“中国军队智慧结晶”的“方先觉壕”。 这些深挖的战壕和坚固的碉堡，成为了衡阳城防御的关键，大大增加了日军的进攻成本，使其在攻城过程中遭受重大损失。尽管面对极其困难的情况，方先觉的军队展现了惊人的耐力和战斗力，与日军展开了长达47个昼夜的激烈战斗。 在这期间，虽然外围有许多中国军队，但真正投入战斗、为方先觉解围的部队却寥寥无几。这场战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不仅资源和援助稀缺，而且方先觉所指挥的部队在持续的战斗中人员损失惨重。 尽管在物资和人员上受到严重限制，方先觉的部队还是给予了日军巨大的打击，据统计，共击毙了40000余名日军。这一数字是方先觉部队原有兵力的多倍，显示出中国军队在绝境中的顽强和勇敢。 然而，战斗的残酷也让方先觉的部队损失惨重，最终能够继续战斗的士兵仅剩数百人，且弹药粮食几乎耗尽。 面对濒临枯竭的兵力和资源，以及负伤严重的士兵，方先觉最终决定出城与日军进行谈判，希望能够保全余下的部队和伤员。不幸的是，这场谈判并未如愿，方先觉被日军扣押。幸运的是，在军统的努力下，方先觉后来得以获释，并返回了重庆。 日军方面，虽然在衡阳战役中公布的官方死亡人数为29000余人，但实际损失可能更为严重。当时日本本土及其它战线的兵力已接近枯竭，为了补充不断的人员消耗，日军不得不从台湾和朝鲜地区征召兵员。 这些士兵虽然被迫穿上日军制服，参与前线的作战，但他们在日军内部从未被视为正式的军人，其伤亡统计也常常被忽视。 特别是在衡阳保卫战中，日军动用了5个师团，其中包括大量的台湾籍和朝鲜籍士兵。尽管这些师团参与了激烈的战斗，但在战后的伤亡统计中，这些征召士兵的牺牲几乎没有被记录。这种统计上的疏漏是导致双方伤亡数字差异巨大的一个原因。 此外，在这场战斗中，日军还面临了另一个统计上的问题。在战斗中，第68师团和第116师团遭遇了巨大的损失，尤其是在进攻张家山和虎型巢的作战中，两个师团几乎损失殆尽。 为了维持战斗力，日军高层从其他三个师团中抽调了近两万士兵进行补充。这些被临时调整来支援的士兵，在随后的战斗中同样遭受了极为严重的损失。 战后，在统计伤亡时，这些被借调的部队的损失也未被正确记录。无论是他们原本所属的师团还是后来被调配的师团，都没有将这些士兵的牺牲纳入自己的伤亡统计中。这种对借调士兵伤亡的忽视，同样加剧了双方公布的伤亡数字的差异。 最终，在衡阳保卫战中，虽然中方指挥官报告消灭了约40000日军，日方仅承认有29000人伤亡，这一统计差异的背后，是对台湾籍、朝鲜籍及借调士兵牺牲的普遍忽视。 参考资料：陈冠任著. 《国殇 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纪实 第2部》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