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蒋介石精神亢奋地宣称：“我们预定15年后有60万吨的海军”。 陈绍宽，这位出身于福州的海军世家，其家族在清朝时期就已有深厚的海军背景，父辈及叔叔均在海军担任要职。他的求学和职业生涯同样离不开海洋与舰队。 1908年，陈绍宽从江南水师学堂毕业，成绩斐然，成为同届学生中的佼佼者。他的求知欲未因此止步，随后不远万里，深入探究欧洲各国的海军建设和战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陈绍宽被派往英国，加入了英国海军潜艇部队。在与德国的多次海战中，他表现出色，为联盟国的战斗做出了显著贡献，并由此获得了战功认证。 战后，他深刻体会到现代战争中航空母舰的战略价值，早在许多同僚之前，他便指出航空母舰将成为未来海战的关键。 1928年，陈绍宽向时任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提出了建造航空母舰的雄心壮志。他的计划是投资2000万元建造一艘先进的航空母舰，这一提议在当时的中国海军圈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943年，他更是提出了更为宏大的海军建设规划，主张全国沿海地区共需建造20艘航空母舰，每艘造价高达18亿元。这一规模和投资的提案令许多军政高层震惊，但陈绍宽坚持认为这是国家安全的必要投资。直到1969年陈绍宽逝世，他的这一理念始终未能完全实现。 在甲午战争后，清朝遭受重大挫折，损失了在建立了20年的制海权，并向日本割让领土并支付赔款，这对清朝来说是极大的屈辱。 随后，清政府对海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整顿，解散了总理海军衙门和各级海军学堂，全面裁减北洋海军的武职，并撤销了关防制度，基本上等同于解散了整个北洋海军。 然而，在硝烟尚未完全散去的刘公岛，改革派的张之洞已经开始谋划海军的重建。他坚信，无论遭遇多大困难，重建海军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这一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得到了清廷的共鸣，光绪皇帝也批准了相关经费，开始向英国和德国订购新型战舰。 此时，海权的重要性已经在国际上被广泛认可，特别是美国海军上校阿尔弗雷德·T·马汉在1890年提出的海权理论，强调了控制海洋对于国家力量的重要性。 这一理念对留学生和清末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梁启超等人也开始在公开刊物上讨论海权的重要性，认为海权是国家强盛的关键。 在这一时期，海权已经不仅仅是军事防御的问题，更关乎经济和海外侨民的保护。萧举规在《海军论》中详细分析了海权的五大要素，而笛帆则在《海上主管权之争夺》一文中指出，海军强大是控制全球贸易和资源的前提。 到了1909年，清朝不顾内外困境，组建了包含13艘战舰的巡洋舰队，总排水量达到1.8万吨，其中“海圻”号巡洋舰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舰之一。 1911年4月，由程璧光率领的“海圻”号舰艇，从清末到民国初期，执行了一次标志性的环球航行。这次航行覆盖了四大洲，访问了八个国家的十四个港口，总计航行了超过3万海里。 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新政府继承了清朝的海军设施和舰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发展机遇。孙中山在民国初年提出了扩充海军的宏伟目标，希望能使中国海军与世界列强齐驱并驾。然而，这一目标在当时的国际和国内环境下显得尤为艰难。 到了1928年，蒋介石宣布的“15年内建成60万吨海军”的计划同样充满挑战，反映出国家对于海军现代化的迫切需求与梦想。 当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海军的局势更加严峻。1937年，尽管中国海军的总吨位仅为6万吨，相较于日本的120万吨，中国的海上力量差距悬殊。战争的爆发迫使中国海军采取保守策略，撤回至长江，并通过沉船来封锁江阴航道，试图阻止日军的进攻。 1937年8月12日晚，海军部长陈绍宽在江阴指挥沉船行动，28艘商船和海军舰船被沉入江底，这成为了一次战术性的自沉行动。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中国海军不得不依靠布雷和游击战术来对抗日军，尽管舰队大部分已被损毁或沉没。抗战胜利后，中国海军所剩无几，仅有的资产包括位于重庆的几艘浅水炮艇，总吨位不足2000吨，这标志着自清末以来中国海军实力的低谷。 参考资料：叶兆言著. 《陈年旧事》 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