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26岁的她抱着1岁女儿走上刑场，鬼子趾高气扬地说：“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会到底招不招！” ，她轻蔑地看着敌人，22年后，女儿成了国家栋梁。 1940年初，一个身着破旧黑褂，挎着半篮鸡蛋的男子，刚刚走到村口就感觉十分不对劲。 不久后，一阵阵叫骂声和吆喝声打破了周围的宁静。他看到了妻子正抱着襁褓中的女儿，被特工粗鲁地推搡上了大卡车。 他的心如刀绞，怒气冲天，几次都差点忍不住要冲出去与敌人决一死战。 然而，他还是硬生生地忍住了冲动。眼睁睁地看着妻女被带走，这个男人为何会躲起来，不敢上前营救呢？他的妻女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呢？ 这个男人名叫马识途，是我党中一位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的精英。而他被带走的妻子名叫刘惠馨。 刘惠馨，1914年出生，淮阴县人。在20岁时，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机械工程系，成为该系唯一一位破格录取的女学生。 在大学时期，他们相识相恋。然而，在“七七”事变后，刘惠馨毅然放弃了三年的机械工程学业，被组织派往南京晓庄农村工作。 由于工作能力突出，夫妻二人都于1938年正式加入共产党，同时二人也成为我党重点培养对象。 刘惠馨担任特委妇女部长，兼任湘鄂西地下党组织的交通员，为成功传递情报消息。 刘惠馨婚后很快就怀孕了，可即便身怀六甲，每天还是拼命地为党组织工作，有几次累及险些昏倒。 领导何功伟知道后，曾考虑将她调至后方，但刘惠馨则表示：“为党和人民奉献是我的荣耀，只要我还能动弹，总想尽力多为他们做些事情。”面对她的执着，何功伟只好叮嘱她多注意身体。 预产期的临近，丈夫希望妻子能好好休息。她深情地对丈夫说：“我多工作一天，便离我的心愿更近一步。我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国昌民智。” 在刘惠馨的领导下，屯堡女子高中的学生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成功地促使国民党撤换了那个贪污腐败的校长。 这次胜利让国民党势力倍受打击，国民党开始将这位神秘而又影响力巨大的“女先生”视为极度危险的存在。 然而，国民党的特务始终未能查出她的真实身份。直到1940年11月，刘惠馨生产的那天早上，她腹痛难忍，被好心的邻居们送到了五峰山头洋湾医院。 这一天，她迎来了人生中的重要时刻，也为她所追求的事业带来了新的希望。 后来郑建安被捕，贪生怕死的他将所有特委名单全部交给了国民党特务组织，还说出了国民党一直想找的“女先生”，特委妇女部长，就是在五峰山头医院生产的刘惠馨。 敌人得知这个消息兴奋极了，军统谍报副组长阎夏阳亲自带队到医院去抓捕“死对头”刘惠馨。 在敌人得知刘惠馨的住址后，他们进行了精心的部署。一队人马负责抓捕何功伟，另一队则直接冲向刘惠馨的家。就在那个寒冷的冬日，刘惠馨抱着她的新生儿，靠近温暖的炉火取暖。 然而，宁静的午后被两声突兀的狗吠打破。刘惠馨机警地意识到有事情发生，她迅速将手中的机密文件丢进了熊熊燃烧的火炉中。 就在这时，五六名敌人破门而入。领头的敌人看着炉火中燃烧的纸片，瞬间明白了情况。他毫不犹豫地踢翻了炉子，但只得到了一堆灰烬。 面对刘惠馨的冷静与镇定，敌人怒不可遏，连续扇了她几个耳光。他们扯住她的头发，粗暴地将她拖上了大卡车。 为了保全实力，此时她丈夫正眼睁睁地望着妻女被敌人带走，痛不欲生。 在面临国民党的残酷迫害时，刘惠馨并未显露出一丝惧色。她与特务们巧妙周旋，即便在遭受严刑拷打、皮开肉绽，甚至数次昏厥的境况下，也始终未透露我党的任何机密信息。 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派遣一名叛徒去劝降刘惠馨。那名叛徒走到刘惠馨身边，用阴险的语气说：“小刘，你要清楚，现在只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要么坚守到底，要么……况且，你也要为你的女儿考虑一下，不是吗？” 刘惠馨对这名叛徒充满了鄙视，她没有吐露一字。特务们见状大怒，再次对刘惠馨施以残酷的拳打脚踢和酷刑。 那时，刘惠馨的女儿还未满月，然而国民党特务毫无怜悯之心。他们见刘惠馨不肯屈服，于是将恶毒的目光投向了这个无辜的小生命。 然而，刘惠馨看着女儿在特务们的虐待下痛苦挣扎，她的心如刀割，但她始终没有透露任何情报。 尽管身处绝境，刘惠馨仍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她曾以绝食表达抗议，成功改善了大家的待遇。在狱中，她偷偷与其他同志交换纸条，互相鼓励。 刘惠馨还成为狱中的党员领导，她秘密地制定宣传革命教育气节提纲，组织狱友们学习、唱歌，以激发同志们的斗志。 刘惠馨被国民党残忍杀害。1941年11月7日，刘惠馨英勇就义，噩耗传到重庆。 当时毛主席听闻此消息后，电示南方局为她举办追悼会，以此纪念这位英勇的女战士。 女儿被好心的农民捡到，后来几经辗转被一对邮电工人夫妇收养，被取名为吴翠兰。 1959年考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毕业后，吴翠兰被分到了工程兵研究所，成为了一名“航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