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27岁军官要给14岁妓女赎身，老鸨要3万赎金，他正要付钱，却被青楼女子拉住，她说，“你不必替我赎身，我自有办法脱身。要娶我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三个条件。”   董竹君的故事，始于1900年一个贫困家庭的女儿，她的父亲是一名黄包车夫，母亲则是佣人。   生活的艰辛使她年仅12岁时便被卖入上海的青楼，这个年纪的女孩，理应在家庭的呵护下成长，但命运却将她推入了人世的深渊。   青楼里的生活，是董竹君最不愿提及的过去。这里的每一天，都是在被迫展示才艺和卖弄美貌中度过，仿佛一场永无止境的表演。   她不是唯一的清倌人，却是最聪慧的那个女孩。于这污浊之境，她内心深处早早便种下了反抗的胚芽。   14岁时，董竹君遇到了27岁的军官夏之时，这个年轻的军官，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看中了她的美貌与才智。   爱情的萌芽在他们之间不期而至。董竹君并不甘愿接受命运的摆布，她从未将自己看作一个只能依附男人的女人。   于是，当夏之时提出为其赎身的请求时，她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一，做正妻；其二，他不可再娶；其三，婚后送她赴日本留学。   这三个条件不仅是她对自己未来生活的规划，也是她为争取自身独立所做的第一步尝试。   董竹君没有依靠夏之时的赎金离开青楼，而是凭借自己的智慧策划了一场大胆的逃离，她不想成为被人买卖的商品，而是想掌控自己的命运。   最终，她成功了。摆脱了青楼的束缚后，董竹君与夏之时成婚，婚后的生活，似乎一度朝着董竹君所设想的方向发展。   两人东渡日本，董竹君进入学校学习，她学习语言、接触西方文化，眼界逐渐开阔，心中对自由的向往愈发强烈。   婚姻中的不平等逐渐显现，夏之时虽然满足了她去日本留学的愿望，但却没有真正理解她内心深处对独立和知识的渴望。   夏之时是典型的旧式男人，虽对董竹君有感情，但他对妻子的期望仍是内敛、顺从、以家庭为重。   随着时光的渐次流转，他的控制欲逐渐浮出水面，竟要求董竹君舍弃学业，回归家庭的樊笼。董竹君的独立意识在日本得到了激发，她不愿再被束缚，但婚姻的枷锁却逐渐收紧。   回到中国后，夏之时的事业开始走下坡路，他染上了赌博和吸毒的恶习，家庭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婆婆对董竹君的指责也愈发尖锐，因为她生下的四个孩子全是女儿。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中，女性被视为“无用的存在”，而董竹君则被认为是没有为夏家“光宗耀祖”的“罪人”。   面对家庭的重重压力，董竹君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她意识到，婚姻不再是她的避风港，而是一座囚禁她的牢笼。   1929年，董竹君做出了人生中最为艰难的选择——离婚，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是一个极具勇气的决定。   她带着四个尚未成年的女儿，独自撑起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离婚后的生活并不轻松，董竹君必须在生活的艰难与社会的指责之间挣扎求生。   她开始尝试进入商业领域，开办织袜厂、经营黄包车公司等，但这些初期的尝试并没有带来预期的成功。   每一次失败，都是对她意志的考验，董竹君没有被失败击倒，相反，她从每一次挫折中吸取经验，愈发坚定自己的目标。   经过多次失败的摸索，董竹君找到了合适的商业方向。她凭借自己敏锐的商业嗅觉，在上海滩开办了锦江菜馆。   这个菜馆很快便因其高质量的服务和美味的菜肴吸引了大量食客，尤其是在上海滩的名流圈内迅速打响名号。   随着生意的蒸蒸日上，董竹君又创办了锦江饭店，成为上海滩最为成功的餐饮企业之一。这一切的成就，都是她凭借个人的智慧和不懈的奋斗所取得的。   董竹君的人生并不仅仅是商场上的成功。她对国家怀有深厚的情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动荡中，她多次为国家捐资助国，甚至将锦江饭店上交给新中国，贡献出了自己积累的财富。新中国成立后，董竹君成为了新社会的模范企业家，受到广泛的认可与尊敬。   晚年时，她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了自传《我的一个世纪》，书中回顾了她从青楼女子到独立女性，再到成功企业家的波澜壮阔的一生。   1997年，董竹君在上海安详去世，享年97岁，她的一生，见证了中国从动荡走向新生，也见证了一个女性从底层向上攀爬的奋斗史。   她的故事，绝非仅为个人的成功，实乃一代女性觉醒和拼搏的典型象征，彰显着她们在时代洪流中不懈进取的精神。董竹君用她的勇敢、智慧与坚韧，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为无数后来者树立了榜样。   董竹君的传奇人生，告诉我们，无论身处何种境地，只要心中有光，便能找到通向自由与成功的道路。   她的经历值得我们深思，也为无数现代女性提供了关于独立、勇气与自我价值的启示。   （信息来源：中国商界杂志《民国“娜拉”董竹君：一个女人的创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