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中央政府决定收回东交民巷，但以美英为首的列强对此却置若罔闻，毛主席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话：“7日内外军必须撤离！” 中国近代史上，东交民巷的变迁印证着国家主权的沉浮与回归。这条位于北京的街巷，最初名为东江米巷，因1901年《亲丑条约》的签署而被官方更名为“东交民巷”，其后成为了列强的使馆区，象征着外国在中国的直接控制和影响。 1860年，北京城陷落，清政府被迫将东交民巷划给列强设立使馆。自此，这条街道成为外国人在京的据点，长达半个世纪。东交民巷位于紫禁城东侧，曾是满清贵族的静谧之地，如今却沦为列强的领地。 元朝，忽必烈在此建立大都，即今日之北京。为确保江南的粮食和赋税顺利运抵，元政府在科学家郭守敬的主持下开凿了通惠河，将大运河的水路延伸至城内。南方运来的粮食在此卸船，经官府验收、征税后，由商人购入，再分销各地。由于米粮交易繁盛，这条街道被称为江米巷。 明朝时期，江米巷被分为东西两部分。皇帝将礼部、鸿胪寺等重要机构迁至此地，鸿胪寺负责接待外国使节和处理外交事务。自此，东江米巷成为迎接周边藩属国使节的重要场所。清朝入关后，沿用了明朝的城市布局，东江米巷继续作为外交活动的中心，并设有淳亲王府、廉亲王府等多座王府以及礼部、户部等衙门。 清中期，为了更好地接待外国来访者，东江米巷设立了专门的迎宾馆。俄罗斯人在此建立了东正教堂，并设立了办事处。 随着西方列强进入中国，他们也选择在此设立使馆。由于生活习惯的差异，西方人更愿意聚居在一起，而中国官员也认为这样便于管理，避免了不必要的摩擦。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局势急转直下。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皇帝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将东江米巷划给列强设立使馆区。原有的政府机构和王府被迫迁出，昔日的贵族之地被外国势力占据，逐渐演变为“国中之国”。 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内，高墙围绕，重门深锁。这些墙上曾刻有“华人切勿过境，不遵者枪毙”的警告，直观地展示了那时对中国人的歧视和排斥。 满清末年至北洋政府时期，虽然首都仍旧设在北京，但东交民巷内的外国使馆并未受到中国政府的实际管辖。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并迁都后，大部分使馆迁至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数量虽减，但其地位作为外国的租界并未改变，仍旧有外国军队的驻守。 直到1943年，中华民国政府与盟国签订归还租界协议，国民政府开始计划收回东交民巷。然而，由于美军驻留，回收进度缓慢。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解放军的到来意味着这一地区新的开始。解放后，毛泽东对东交民巷的历史特别关注，将其视为国家尊严的恢复。 1949年1月7日，解放军通知东交民巷内的外国领事馆，中国政府将收回所有外国军队的驻地权利。这一行动传递了新中国政府强硬的外交政策信号，即不再接受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彰显了中国政府的主权独立。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了“先扫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意味着中国将彻底清除国内所有外国军事基地和设施，是一种全新的国家自立的开始。 1950年1月14日，解放军正式接管了东交民巷，标志着外国势力在中国的长期存在终结，中国近代半殖民地时代也宣告结束。 1月7日，面对军事管理委员会的最后通牒，各国领事无奈聚集于美国领事馆内，参与了由美国领事柯乐博召集的最后一次外国领事会议。 柯乐博试图鼓动各国采取统一立场，反抗接收令，但未获得预期的支持。英国则采取了与众不同的策略，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免遭接管。 当时，毛泽东主席正乘专列前往苏联进行访问，但仍密切关注东交民巷的情况。1月10日，他发电询问进度，并在1月13日明确电令，次日必须完成使馆区的接管。解放军于1月14日进驻，正式开始接收过程。 在接收当天，尽管柯乐博企图以国际法为由提出抗议，中方代表李幻山对其表示，如果美方继续违抗命令，解放军将以更大规模强制执行。柯乐博只得命令驻军撤离，使馆街的其他国家见状也跟随撤出，至此东交民巷彻底回归中国管辖。 随后，类似的收回行动在天津、武汉、上海等地展开，租界地区的历史宣告结束。这些地区保留的殖民时期建筑成为了见证中国百年屈辱历史的静默证人。 国际社会对新中国此次果断行动反响强烈。西方国家长久以来享有的在东方的优越地位被剥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与关注。 来自 王占林等编著. 世界名街[M].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