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军统电讯系统的张蔚林和冯传庆主动来到重庆曾家岩的八路军办事处,要求脱离军统投奔延安。 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接见了两人,见两人都在军统的要害岗位,冯传庆是军统电讯总台报务主任,其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可以获得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在重庆卫成区电讯监察科任职,负责监听重庆地区的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秘密电台。因此叶剑英决定让他们继续留在军统,相机获取情报,不久发展二人为秘密党员。 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国民党军统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中共中央社会部派余家英到重庆,担任党在军统的地下觉特别支部书记,归中共南方局军事组组长叶剑英直接领导。 余家英,原名余硕卿、余慧琳、黎琳等, 1921年出生于四川省崇庆县(今崇州市) 。 1937年11月奔赴延安,先后毕业于陕北公学和抗日军政大学，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次其到重庆的工作任务一是领导已经打入军统机关内部的张蔚林、冯传庆;二是直接与南方局联系传递情报;三是相机在军统内部继续发展党员。为了便于工作,余家英化名张露萍,以张蔚林妹妹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为确保安全,张露萍和南方局的联系不通过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而是通过设在四德里的秘密联络站进行。 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张露萍小组多次获得了军统重庆电讯总台的密码,波长、呼号、图表和军统在全国各地秘密电台的分布情况,而且又发展了赵力耕、杨洗、陈国柱、王席珍等4人为地下党员。这样一来,机房、报务、译码等组(室)全都有了地下党员,覆盖了整个军统电讯系统。 军统由于多次行动因事先泄露而失败,使戴笠意识到内部出现了问题,于是命令督察室主任刘培初对全局人员尤其是电讯、机要部门人员进行一次普审,不论是干部还是一般人员,只要发现反常或可疑,一律先拘后审。 事有凑巧,张露萍刚好得知母亲中风瘫痪在床，经组织批准，她于1940年4月初，回成都省亲。 此时张蔚林由于连续工作,收发报机上一支真空管被烧坏,正在进行全面审查的监察科长肖茂如平时和张蔚林关系不好,便借机报复,说张蔚林有意破坏,将张蔚林送到稽查处关了禁闭。张蔚林以为事情败露,竟从禁闭室逃出,跑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去躲避。 组织认为,这是工作上的过失,至多受点处分,应该立即回去找领导检讨,于是张蔚林准备回去找电讯处副处长董益三求情。但就在张蔚林逃离禁闭室后,戴笠立即产生了警觉,不仅派人四处追寻,同时搜查他的住所,结果搜出一个记有军统在各地电台配置和密码的记录本、张露萍的笔记以及7人小组的名单。因此等张蔚林来见董益三时立即被捕，而杨洗、陈国柱、王席珍、赵力耕等4人也在第一时间被捕。 正在电台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进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传庆化装撤离去延安，并向成都发电报,通知张露萍就地隐蔽,不要回重庆。可晚了一步,戴笠已借张蔚林名义,给张露萍发了“兄病重望妹速返渝"的电报。张露萍不知是计,接到电报后,一面用暗语写信向南方局报告,一面启程返回,结果一到重庆就被逮捕,而冯传庆也在途中被军统特工发现而被捕。这样,在军统电台的特别小组7人全部被捕。 军统为查清张露萍的身份,故意释放张露萍,并派人暗中跟踪,但张靠萍识破了阴谋,从曾家岩50号前通过时,从容不追,碰到认识的同志也假装不认识。此后便只好对张露萍用尽各种酷刑,但始终一无所获。最后,戴笠只得以“和重庆地下党有联络”为由,判张露萍等7人死刑。 1941年3月,张露萍等7人由重庆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 1945年6月，张露萍等7人一同被敌人残酷杀害。由于情报战线的特殊原因,张露萍等人的事迹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大白于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