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绥远方式’？”傅作义不解地问。 1949年的三月，位于绥远省会归绥的省政府大院内，一场重要会议正在召开。主持会议的正是绥远省主席、省保安司令兼69军军长董其武。这位戎马一生的国民党将领，此时正面临着一个关乎自己和全军命运的重大抉择。   董其武的一生可谓传奇。他16岁投身革命，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讨伐北洋军阀的战争。九一八事变后，他又率部抗击日寇，屡战屡胜，名声渐响。抗战期间，董其武的部队英勇杀敌，战功赫赫。1945年，他被国民政府授予中将军衔，成为傅作义麾下的主要战将之一。   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节节败退。东北、华北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队士气涣散。而绥远这个偏僻的西北省份，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傅作义的关系，暂时成为一方相对稳定的地区。   董其武与傅作义的交情由来已久。早在抗战时期，两人就已是并肩作战的战友。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傅作义也一直对董其武予以信任和倚重。此时此刻，当整个北方大势已去的时候，董其武清楚地知道，绥远已经到了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   是战是降？是坚守还是起义？董其武心里十分清楚，单凭绥远孤军，根本无力抵挡人民解放军的汹涌洪流。可若贸然举白旗投降，又担心部下将士难以接受，更担心国民党中央的严厉惩处。权衡利弊，董其武一时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   就在此时，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毛主席提出了一个＂绥远方式＂的构想，主张和平解放绥远！这个消息犹如一道曙光，照亮了董其武踌躇不定的内心。战争还是和平？这个问题似乎有了一个新的可能的答案。董其武回想起这些年的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回想起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回想起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他似乎意识到，是时候做出一个抉择了，一个关乎历史走向、军队命运、人民福祉的重大抉择。   1949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和平解放绥远的＂绥远方式＂构想。他主张暂时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通过政治争取、军事改编等方式，逐步实现和平过渡。消息传到绥远，傅作义深感这是化干戈为玉帛的良机。他立即派出阎又文等三位代表，与中共方面的谈判代表在北平会面，开始就绥远问题进行谈判。   谈判从4月持续到6月，历时两个多月。双方代表围绕着划界、交通、金融、贸易、驻军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展开讨论。谈判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几度出现僵持和对峙。中共代表据理力争，阐明停战划界、恢复交通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强调，唯有双方各退一步、互相体谅，才能达成和解，避免战争带来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而国民党方面则对中共提出的一些条件表示难以全盘接受，希望在某些问题上得到让步。   几番讨价还价，代表们你来我往，展开了一场艰难的博弈。有时针锋相对，争执不下；有时却又突然柳暗花明，达成了某些共识。经过反复沟通与斡旋，双方代表最终还是本着实事求是、互谅互让的态度，在关键问题上达成了一致。6月8日，一个值得载入史册的日子。经过数十天的反复磋商，双方代表终于签署了《关于绥远划界、交通、金融、贸易、派遣驻归绥联络处机构等具体问题的协议》，也就是著名的《绥远和平协议》。   协议的达成，标志着绥远和平解放进程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它不仅为实现＂绥远方式＂扫清了道路，也向全国展示了和平解决内战的一个成功范例。《绥远和平协议》的签署，为绥远的和平解放开启了新的篇章。根据协议，华北人民政府决定在绥远建立联络处，负责落实各项条款。   7月上旬，联络处的先遣队率先抵达归绥。由潘纪文任处长、鲁志浩任主任，带领着二十多名工作人员开始了工作。六天后，第二批百余人的联络处主力也到达了归绥。他们分头展开行动，有的进驻绥远省银行，有的进驻火车站，开始全面履行协议。   联络处的成员身着整齐的灰色制服，神情坚定而自信。他们的到来，如一股清新的风吹遍绥远的街头巷尾。当地百姓看到他们，脸上洋溢着由衷的喜悦，纷纷走上前去打听消息，议论纷纷。不久，联络处的成员们与董其武举行了一次亲切友好的会见。这次会见宛如一次老朋友的重逢，氛围轻松而热烈。双方就贯彻执行协议、维护绥远稳定等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并表示要共同努力，尽快完成和平过渡的各项任务。   随着联络处工作的深入，一个个令人振奋的变化正在绥远大地上悄然发生。铁路恢复了通车，邮政实现了互通，银行重新开始了往来，贸易渐渐恢复了生机。一度中断的经济命脉重新连接，人民的生活逐步走向正轨。   在联络处的推动下，绥远各界人士也加入到了筹备和平起义的行列中来。他们协助做起义的思想动员工作，化解人们的疑虑，宣传中共的政策主张。董其武也多次出面，向民众、官员和士兵阐明起义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绥远终于在1949年9月迎来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在中共与绥远当局的共同努力下，绥远和平起义顺利完成。董其武率领所部近12万官兵宣布起义，实现了向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