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潮流浩浩荡荡，1981年年底，陈永贵曾私下对郭凤莲说：“村里三个小队干着，像怎么回事？昨天破了口子，分成三个队，今天变成六个组，下一步不就单干了吗！我入社时候什么家底？不就是土改分的几亩地、一条驴吗！现在什么样子？大家都拍拍心窝子想一想，集体哪条对不起我们？大锅饭要不得，二锅饭也不行？” 对于大寨老一代人来说，大多把包产到户理解为单干，也就是他们所说的“辛辛苦苦三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面对集体化时期形成的传统观念，压力最大的肯定是支部书记，他的压力不仅来自上面，还来自村里。上面是要求分到个人，而村里很多干部、党员不想分开单干。 同年5月31日，一直以来对包产到户争论保持审慎沉默的邓公，终于发表了具有深远影响的重要谈话。他掷地有声地指出：“自农村政策放宽以来，那些条件适宜的地方推行包产到户，取得了显著成效，农村面貌焕然一新。以安徽肥西县为例，绝大多数生产队实施了包产到户后，粮食增产幅度令人瞩目。还有‘凤阳花鼓’中传唱的那个凤阳县，大部分区域实行了大包干，仅仅一年时间便实现了经济翻身，面貌大为改观。有些人担忧这样做会削弱集体经济，但我认为这种担忧是多余的……总体而言，当前农村工作的核心问题在于思想解放的程度还不够。” 回溯至1956年，包产到户的合法性问题已在党内高层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个焦点话题。值得注意的是，1956年起兴起的包产到户现象并非浙江一省的孤立事件，四川、广东、河南、广西、湖北、江苏、云南等众多省份也相继出现了类似情况。 在得知温州地委“同意试验包产到户（组）”的积极态度后，永嘉县对此次试验寄予了厚望。经过县委常委的慎重研究，决定派遣熟悉农村工作且具备大专学历的农村工作部干事戴洁天，作为驻社干部（工作组长），前往永嘉县三溪区燎原生产合作社，开展包产到户（组）责任制的试点工作。 这场试验自1957年5月正式拉开帷幕，由于试点位于一个合作社内，且有县委书记的直接指导，工作进展得相对顺利。关于生产队以下责任制的具体名称，最初定为“包产到队，责任到户，定额到丘，统一经营”，但在与农民的座谈中，群众反映该名称难以记忆，于是简化为“包产到户”。 实施“包产到户”后，燎原社迅速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成效：社员劳动积极性高涨，每家每户都明确了自己的责任，生产进度加快，积肥效果显著提升。当时，社员们总结“包产到户”带来了“六好”（责任清晰、劳动质量高、集思广益、干群和谐、记工简便、增产稳定）、“六高”（农活质量提升、粮食产量增加、学习技术热情高涨、劳模威信增强、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等）以及“八多”（土肥积累增多、毛猪养殖量增加、学习技术的人增多、千斤田面积扩大、勤奋的人增多、关心生产的人增多、和睦团结的氛围增强、勤于田间管理的人增多）。 从试验开始的短短十个月里，燎原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仅出工人数增多，而且工作质量也有了显著提升。人们常说，无需询问哪一块土地属于燎原社，只需走进田野，哪里庄稼长势喜人，哪里农民干劲十足，那里便是燎原社无疑。 包产到户的试点迅速取得了显著成效，9月，戴洁天撰写了《燎原社包产到户总结》，并上报给县委和地委。不久之后，燎原社的经验如同星星之火，迅速在更广泛的区域内传播开来，到1957年春，温州地区已有1000多个合作社实行了包产到户。 在温州农村轰轰烈烈地开展包产到户试验的同时，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步入第三个年头，农村合作化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在这样的背景下，温州人的包产到户尝试不仅是一场经济上的冒险，更是一次思想上的勇敢探索，而其倡导者更是冒着个人政治生涯葬送的风险，毅然决然地推进了这一改革。李云河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无畏于四面八方涌来的反对和批判声浪，坚定地推行包产到户。 1956年11月19日，中共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发表了题为《不能采取倒退的做法》的文章，严厉指责燎原社的包产到户是向小农经济单干的倒退。对此，李云河深感不解，并于1957年1月27日，根据燎原社的实践经验，撰写了长篇文章《“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理直气壮地向省委、华东局和中央农村工作部陈述自己的观点，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和实践对农民是有利的。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温州人以其务实的态度，不惧批判，不畏生死，坚信吃饱饭才是硬道理。到了1975、1976年，温州永嘉县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竟高达77%，有三分之一的山场也实现了包产到户。这就是温州人，那些敢于天下先、勇于探索未知的温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