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曾问胡耀邦：“毛主席定的路线不坚持走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分田单干是“倒退”，是犯了“方向错误”。胡耀邦说：‘千条计，万项策’，不如‘分田’一剂药。”胡耀邦作为一名具有远见卓识、体恤民心的领导人，被群众的大胆创造所感动。凭着政治家敏锐的嗅觉，他认定：这正是中国农民必走之路！当时，板桥区委书记林兴甫在一旁问：“周围群众都吵着要学小岗，怎么办？”胡耀邦果断地说：“学就学呗，只要能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社员生活能改善，群众要怎么干就怎么干。当领导不要学唐僧，给人家念紧箍咒。他们还没有瓦房，还没有盖高楼呢，让社员富起来，家家都住上楼房，那才称心呢！” 包产到户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过了各种权衡与试验。 1962年10月，中共太湖县委宣传部部长钱让能，怀揣着满腔热忱，向毛主席呈上了一份题为《关于保荐责任田办法的报告》。这份报告，如同一幅生动的画卷，细腻描绘了太湖县在实施“责任田”制度前后所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力地证明了“责任田”不仅是农民智慧的结晶，更是顺应当时农村生产力发展潮流的必然选择。 钱让能引用了详实的数据作为支撑，深刻剖析了“责任田”在促进农业生产中的巨大能量：在那个特殊而艰难的时期，即便是在1961年那样一个遭遇105天干旱及后续风灾的年份，太湖县依然奇迹般地基本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粮食总产量相较于1960年，实现了1%的增长。这一转变之快，令人瞩目，究其根源，正如农民所言：“责任田，就是好！” 钱让能进一步深入剖析了“责任田”的优越性所在。他指出，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关键在于如何激发农民对个人利益的关切，而“责任田”制度恰如一把钥匙，完美解锁了这一难题。他强调，农民的本质未曾改变，他们最反感那些繁文缛节，最渴望的是简单直白、易于操作的方案。而“责任田”正是这样一种方案——定产到田，责任到人，让每一位农民都能清晰地认识到，自己手中的每一份活计，都与个人利益紧密相连，且成效立竿见影。 时光流转至万里调任安徽之际，新华通讯社的资深记者张广友亲眼见证了“六条”政策出台后，安徽农村所掀起的激动人心的一幕幕。他回忆道，按照万里的指示，他们一行人深入六安、滁县等地，实地了解农民对“六条”文件的反响。 那是一个寒风凛冽的12月中旬夜晚，他们抵达了六安县三十里铺公社的一个大队，正逢当地召开群众大会，宣讲“六条”。广场上，人群熙熙攘攘，男女老少聚精会神，仿佛在观看一场精彩的戏剧。台上，干部手捧文件，一字一句，清晰有力；台下，群众侧耳倾听，现场鸦雀无声，连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一位干部告诉他们，这样井然有序的社员会，在过去是极为罕见的。文件刚念完一遍，台下便有群众高呼：“再念一遍！”每当念到群众尤为关心的内容，如允许并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时，更是掌声雷动，有人甚至喊道：“再重念遍这句话！”“念慢点儿！” 张广友注意到一位老汉，尽管天气寒冷，但他却满面春风，丝毫未觉寒意。当被问及是否感到寒冷时，老汉笑呵呵地回答：“不冷，不冷！听到新政策，心里暖洋洋的，冷点也没关系！”接着，老汉又兴奋地说：“这六条，条条都让我高兴，但最让我高兴的，还是养鸡、养鸭、养鹅不再受限制了。以后，大概不会再有人来‘摸鸡笼子’、‘砍鸡头’了吧？” 定远县严桥公社的生产队干部们也对“六条”赞不绝口：“‘六条’规定真是太好了！我们最高兴的是，其中专门提到要‘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明确规定生产队在保证完成上交任务的前提下，有权根据本地情况种植作物，任何人不得干涉。这下，‘瞎指挥’可行不通了，以后再也不会出现毁掉花生种稻子，拔掉瓜苗种玉米这样的伤心事了！” “六条”在安徽省的历史上，无疑是一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件。它不仅是清除当时思想流毒、拨乱反正的重要成果，更是中国农村改革的一记响亮号角，标志着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 到了1981年下半年，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的生产队已占总数的32%，至年底更是攀升至50%左右。面对这一迅猛发展的势头，国务院领导给出了原则性指示：“让群众自愿选择，领导上不要硬堵了。”这实际上是对包产到户的一种默许和支持。同年5月，杜润生受中央委托，专程前往河北的邯郸、邢台、石家庄、衡水、沧州、保定等地进行考察，其态度更加鲜明。 5月22日，他在省直机关发表讲话，告诫大家“不要和群众顶牛”，“有利有害都由他们自己承担，我们无权强制，当然也不能放弃领导”。6月29日，杜润生在中共中央党校对学员们说：“包产到户的发展是一个强烈的信号，它代表着农民作为生产力的主体，已经明确提出了经济改革的愿望。这是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