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余乐醒在上海见到文强后，气愤地说：“国民党不垮台是无天理！”他向文强举出了三点理由：第一点，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上海的军、警、宪、特也撒开了网，可是只捞到一些小鱼小虾，说是要打大老虎，结果只拍了几只苍蝇；   第二点，日本宣布投降已经三年多了，仍在继续接收。连国民党元老张继也在大骂接收大员是“劫收大员”，说他们“五子登科”，也就是以接收主权为名为自己抢印把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   汤恩伯接管上海，与戴笠狼狈为奸，瓜分了30万两黄金。其他的就可想而知了。   1922年，余乐醒开始在欧洲和苏联游学，期间与多位政治和军事重量级人物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余乐醒不仅是吴敬中的上司，还通过与戴笠的深入合作，在军统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在莫斯科专门学习过情报和秘密保卫工作，在爆炸技术及药物使用方面具有专家级别的能力。   余乐醒的妹夫沈醉因其介绍而能够进入军统并迅速晋升。   沈醉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余乐醒的庇护和指导。   在军统中，余乐醒一度成为戴笠和毛人凤的重点防范对象。   尽管受到上级的怀疑和打压，余乐醒依然能够在权力斗争中巧妙地维持自己的地位。   1949年后，余乐醒和沈醉的关系发生了重大转变。   余乐醒意识到自己的政治立场需要调整，于是他劝说沈醉重新思考自己的路线和行动。   然而，余乐醒的晚年并不平静。   他被毛人凤视为潜在的威胁，屡次面临被排挤和暗杀的风险。   国民党的失败不仅是战术上的失误。   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未能有效利用手中的资源和优势，反而在解放军的战略机动和游击战术面前显得捉襟见肘。   此外，国民党在民心和政治正当性方面的丧失，也是其最终失败的重要因素。   蒋介石指挥下的国民党军队则显得格外呆板。   解放军能够根据不同的战场环境和敌情，灵活调整战术和战略。   在东北战场的攻坚战中，解放军通过对城市战的深入学习和实践，迅速掌握了复杂的攻城战术。   而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蒋介石未能从战术上进行必要的调整和革新。   此外，解放军能够根据战场情况快速调整兵力部署，优化后勤支持，而国民党的军事指挥则常常因为层级繁多和指令延迟。   国民党对信息战的忽视和宣传的单一化，未能有效调动士兵和民众的支持。   此外，蒋介石的军事生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在日本的学习经历影响。   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学习让他对军事理论有了系统的了解，同时也塑造了他对军事操作和指挥的基本方法。   然而，虽然这些理论和模式在学术上看似完备且高度规范，但在实际战争中，它们往往因缺乏灵活性。   他在行军和战术布局上坚持每日行军不超过25公里，严格遵循行军顺序和阵地布置，限制了指挥官根据实际战场情况做出快速反应的能力。   相较之下，解放军在东北战役中采用的“三三制”战术和“一点两面”策略。   蒋介石虽然具备不错的战略眼光和大局观，但在具体执行上往往因为地方军阀的抵制和自身指挥习惯的局限而难以彻底实施。   蒋介石他常常不信任或不充分利用他的下属将领的判断，而是喜欢直接从远程指挥战斗。   往往命令与实际战场情况不符。   政工系统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而在国民党军队中，政工系统几乎形同虚设。   从“三湾改编”开始，党的组织和工作就直接嵌入到了军队之中。   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无论是井冈山时期、还是长征途中的“古田会议”，政工系统的建设都是军队建设的核心内容之一。   相比之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系统则大不相同。   在早期，国民党确实试图模仿苏联红军的做法，在部队中设立政工干部，但这一制度并未得到有效实施。   随着时间推移，尤其是在向美军学习之后，国民党的政工干部角色逐渐边缘化，他们的工作重心转向了后勤和行政管理。   此外，解放军政工干部参与战略讨论，协助制定作战计划，同时还负责兵员的思想政治教育。   在淮海战役中，政委邓小平的战略视野和指导对战役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   反观国民党，政工系统的弱化导致了军队内部的纪律松弛、士气低落，甚至出现了大量的投诚、逃亡现象。   军队指挥官缺乏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和威望，无法有效调动士兵的积极性。   参考文献：[1]马社香.蒋介石反省败因[J].山西老年,2015,0(4):2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