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小土匪，下山去拦路抢劫，抢完的东西拿到山上交给大土匪，大土匪当面，二八做账，坐地分赃，大土匪留二，小土匪分八，小土匪们得到好处，干劲更足，大土匪由于孝敬他的人多，也是越来越肥。 分赃的规则在匪队中严格执行，多年来从未改变。他们按照"人份"和"枪份"来确定每个人应得的份额。"人份"是根据个人在队伍中的地位和贡献来划分的，职位越高，得到的就越多。 匪首和副手通常可以获得五到六个人份，而那些负责战略、火药和粮草的核心成员则分得三到四个人份。普通的队员只能得到一人份，新近加入的成员甚至只有半人份。 "枪份"则是根据个人携带武器的数量来决定的。有自己武器的人，可以额外得到相应的份额。如果是借用他人的武器，还需要支付一定的租金。这种制度鼓励队员们自备武器，也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匪队的武装力量。 分赃过程严格而有序，所有的财物都由专人保管，任何人不得私自侵占。若有人胆敢违背规矩，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甚至可能被逐出匪队。在这个以暴力为生的群体中，内部的纪律反而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那些新加入的成员和没有武器的普通队员来说，这样的分配方式意味着他们一年辛苦下来，所得寥寥。这些人往往生活困窘，但又无力改变现状。他们希望通过努力提升地位，或者积攒足够的财富购买自己的武器，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和不确定性。 分赃结束后，匪队暂时解散，成员们带着各自的份额下山过冬。他们中的一些人可能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另一些人则可能在城镇中挥霍所得。然而，当春天来临，他们又会重新聚集，开始新一轮的行动。 这种季节性的活动方式，既是为了避开官府的围剿，也是为了调整队伍的状态。在山林中生存并非易事，冬季的严寒和物资的匮乏都对他们构成了挑战。分散行动可以降低风险，也让他们有机会处理个人事务。 然而，对于那些底层的土匪来说，这种生活方式并没有带来真正的改善。他们仍然处在生存的边缘，面临着被捕、受伤甚至死亡的风险。要想在匪队中出人头地，必须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甚至是生命。 民国初年，东北地区局势动荡，土匪横行，百姓生活困苦不堪。吉林省敦化县的山林间，活跃着一支名为“天好”的匪帮。这伙人以抢劫过往商旅、绑架富商为生，给当地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这支匪帮中，有一名叫朱鲜的年轻人。他加入匪帮已有数年之久，却始终未能获得一支枪支。在每次行动中，他只能手持木棒等简陋武器，无法在战斗中发挥关键作用。因此，在分配赃物时，他只能得到八成的份额，地位低下，常被忽视。 更让他难堪的是，他的名字在土匪的黑话中，与某个不吉利的词语谐音。其他成员常以此取笑他，给他起了许多难听的外号。他在队伍中成了笑柄，备受排挤。在一次看守人质的任务中，其他人又开始拿他的名字开玩笑。他默默忍受着嘲讽，无力反抗。 匪帮的首领天好得知此事后，对他进行了严厉的训斥，责备他缺乏胆识和骨气。天好要求他拿出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朱鲜深受刺激，决心改变自己在匪帮中的处境。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他独自离开了山寨，朝着敦化县城的方向前进。他一路上小心翼翼，避开了巡逻的官兵，终于在黎明前抵达了县衙附近。他发现两名哨兵正在值守，神情倦怠。他利用夜色的掩护，悄然接近其中一人，迅速出手将其击倒，夺取了他的枪支。另一名哨兵尚未反应过来，也被他制服。 成功获取枪支后，他迅速离开现场，返回了匪帮的驻地。当他带着枪回到山寨时，首领天好和其他成员都对他的举动感到惊讶。他终于赢得了他们的认可，地位得到了提升。从此，他在行动中有了自己的武器，参与了更多的劫掠活动。 然而，他的行为也助长了匪帮的嚣张气焰。匪帮以为官府防备松懈，开始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犯罪活动。当地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商旅纷纷绕道避开，经济受到严重影响。 官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加派人手，加强了对匪帮的剿灭力度。大批官兵进驻敦化县，展开了大规模的清剿行动。匪帮在山林中与官兵周旋，多次交战，损失惨重。朱鲜也参与了多次袭击，但面对官兵的围剿，匪帮的处境日益艰难。 最终，匪帮在一次激战中被官兵包围。经过激烈的战斗，大部分成员被击毙或俘虏。朱鲜在战斗中受伤，被官兵抓获。他被押送至县城，接受审判。由于参与了多起严重犯罪，被依法处以极刑。 匪帮的覆灭，使敦化县的治安形势有所好转，百姓得以恢复正常生活。 来自 王卫民著. 《泥峪川》 2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