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伪军头子见日军大势已去，决定率部投奔八路军，谁知这时，日军却打来电话：“听说你要投靠八路军？这事你可要想清楚！” 莫正民早年投身军旅，曾效力于张宗昌、张步云的部队，经历了旧中国军阀割据的混乱局势，也目睹了民族危机的逐步加深。1938年，他加入了国民党第六十九军，担任独立第一旅旅长。随着1939年国民党掀起的反共浪潮，他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被迫离开，莫正民与共产党、八路军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且充满敌意。 在与八路军的几次交锋中，莫正民的部队屡次被打败，虽依靠日军的支持存活，但他对八路军的实力和战略能力有了越来越深的敬畏。1942年，面临内外压力，莫正民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投靠日军。降日后，他迅速壮大自己的部队，陆续收编了多股伪军，成为鲁南地区的主要伪军头目。 莫正民虽然依附于日军，但他并非甘心做汉奸。在他的内心深处，依然保留着一丝民族气节。他没有彻底向日军效忠，而是采取了左右逢源的策略，试图在日军、国军与八路军之间找到一条能够生存的路径。这种微妙的立场，使得他成为抗日战争期间复杂人物中的典型代表。他的部队不仅在日军的指挥下参与“扫荡”行动，同时也通过秘密渠道与八路军保持联系，提供情报和掩护抗日工作人员。 时间推移到1944年，抗日战争进入了关键阶段。日军的颓势日益明显，作为伪军的莫正民部队开始面临着新的抉择。在与八路军的多次接触中，莫正民逐渐意识到，日军的失败已成定局，而继续依附日军无疑是自取灭亡。他对未来的出路开始产生深刻的思考，并在内外压力的共同作用下，逐步向八路军靠拢。 八路军方面早已看出，直接消灭莫正民的部队虽然可以快速清除一个敌人，但争取其反正、为我所用，显然是一项更加有利的战略。于是，八路军滨海军区的领导者们决定采取软硬兼施的策略，一方面通过军事打击削弱莫正民的部队，另一方面派遣地下党员深入莫正民的内部，展开政治攻势。 莫正民的部队中，不乏有正义感的官兵，他们厌恶汉奸的身份，也不愿意与日军继续狼狈为奸。通过这些军官的联络，八路军逐渐瓦解了莫正民的部队内部防线。 在这种情况下，莫正民的反正逐渐变得不可避免。1944年11月，山东军区发起了莒城战役，莫正民部队的3500余人在关键时刻顺利反正，与八路军里应外合，攻占了莒县。这一行动不仅使得八路军在鲁南地区的军事力量得到了增强，也极大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士气。战后，莫正民的部队被改编为山东军区独立第二旅，莫正民被任命为旅长，继续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作用。 莫正民的反正并非简单的军事决策，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选择。他的投日，最初是为了自保，而最终选择反正，也是出于对时局的清醒判断。作为一个旧军人出身的伪军头目，莫正民虽然在投日后获得了一时的权力和地位，但他内心深知，这条路终究无法长久。随着抗日形势的不断变化，他意识到八路军的胜利已成大势所趋，自己继续与日军为伍只会走向毁灭。 在莫正民反正的过程中，八路军对他的包容和耐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八路军领导者深知，莫正民的反正不仅能壮大己方力量，还能为伪军中的其他部队树立榜样。因此，他们不仅在军事上打击莫正民部队，也在政治上给他足够的空间和保证，使得他在关键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反正后的莫正民部队，迅速投入到抗日战争的战斗中，成为八路军的一部分。这一转折，不仅改变了莫正民的命运，也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抗战胜利后，莫正民并没有沉寂于历史的尘埃中。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他继续在新的历史舞台上发光发热。作为一名富有经验的军队领导者，莫正民转战农垦领域，成为黑龙江省农垦事业的先驱者之一。 1950年，他参与了宝泉岭农场的创建，带领解放一团的官兵在北大荒的严酷环境中开荒建场，为新中国的农业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莫正民不仅在抗日战场上表现出色，也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做出了卓越贡献。 莫正民的农垦事业并非一帆风顺。在东北的严寒环境下，开荒种田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作为宝泉岭农场的创始人之一，莫正民带领团队从无到有，克服了重重困难。他与战士们一起挖井、搭棚，亲身参与劳动，展现了作为领导者的责任与担当。他对农垦事业的热情和执着，不仅赢得了部下的尊敬，也为新中国的农业建设树立了榜样。 1978年，已经年逾六十的莫正民被调任绥化国营农场管理局副局长。尽管年事已高，他依然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农垦事业中。正是这种执着与奉献，使得他在黑龙江农垦系统内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和尊敬。直到1983年他去世时，莫正民仍然被视为新中国农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素材来源：大众日报——每周学党史第59期│争取伪莫正民部反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