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晗论明史著作里谈及明初的恐怖统治：“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终不从命三犯四犯而至杀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谤杀身者又三人，姑容戴斩，绞、徒流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二十八人。有御史戴死罪，戴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挨了八十棍回衙门做官的。其中最大的案件有胡惟庸案、蓝玉案、空印案和郭桓案，前两案株连被杀的有四万人，后两案合计有七八万人。所杀的人，从开国元勋到列儒裨将、部院大臣，诸司官吏到州县胥役，进士监生、经生儒士、富人地主僧道屠沽，以至亲侄儿、亲外甥，无人不杀，无人不可杀，一个个地杀，一家家地杀，有罪的杀，无罪的也杀。才能之士，数年来幸存者，百无一二。” 但吴晗总结：杀了二十年的贪官污吏，而贪官污吏还是那么多，沿海比较富饶区域的地方官，二十年来甚至没有一个能够做满任期，都在中途犯了赃贪得罪，由此可见专制独裁的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根本分不开，单用严刑重罚、恐怖屠杀去根绝贪污，是不可能有什么效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