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东方红卫星”超重，孙家栋坚持拆掉毛主席像章，然而周总理却说道:“你看我们人民大会堂，哪儿也没有毛主席的头像。” 孙家栋一位年仅37岁的科学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在混乱的政治环境中领导中国首个人造卫星项目——东方红一号的研发工作。 孙家栋意识到，要使这一雄心壮志的计划得以实施，首要任务是组建一个技术精良、团结一致的研发团队。 但在当时，科研人员往往被其政治背景和派别关系所定义，而不仅仅是他们的专业能力。 这对孙家栋而言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如何在激烈的派系斗争中公正地选择合适的人才，而不触动任何一方的敏感神经？ 孙家栋决定采取一种非传统的方法：他决定忽略候选人的政治派别，仅以专业能力和对卫星研制的热情作为评判标准。 但他坚信，只有最优秀的科学家才能克服前路的重重难关，将中国的卫星送入太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孙家栋亲自前往全国各地的研究所和工厂，与数百名科研人员进行面对面的交谈，了解他们过往的研究成果和对未来航天技术的看法。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工作，孙家栋终于挑选出了一批技术精湛、充满激情的科研人员，这些人后来被誉为“航天十八勇士”。这一团队的组成超越了当时社会派系的分界线，因为孙家栋在选择过程中力求公平和专业主义，使得两大政治派别都能在这个团队中看到自己的代表。 “航天十八勇士”的组建过程不仅是一个科研团队的诞生，更是一个跨越政治隔阂，集中全国科技智慧的壮举。 孙家栋的非凡决策和坚定执行力确保了项目团队的高效运作，为后续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研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69年的一个早晨，孙家栋正在准备向中国的总理周恩来汇报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科研项目——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情况。这不仅是对他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考验，更是在科学与政治交织的复杂背景下，一个关于如何权衡二者的严峻挑战。 会议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一个庄严且充满历史重量的地方。 孙家栋早早地到达了会议地点，心中充满了既紧张又兴奋的情绪，他身着整洁的西装，手里提着装有卫星初样和详尽报告的公文包。 进入大会堂的那一刻，历史的重压和个人的责任感使他几乎感到窒息。 当周恩来总理进入会议室时，孙家栋立即感受到了一种令人敬畏的气场。 周总理的目光锐利而深邃，显然对即将听到的汇报充满了期待。 孙家栋开始他的演讲，详细汇报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设计理念、技术难题及当前进展。 当话题转到卫星上安装毛主席像章的问题时，会议室内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孙家栋解释说，虽然大家都希望在卫星上体现对毛主席的崇敬，但技术团队发现像章的加入实际上增加了卫星的重量，不利于其性能和散热。 更重要的是，这种装饰可能会对卫星的稳定性和运行轨道产生不利影响。 周恩来听后，沉思了片刻，他的表情严肃，但眼神中透露出对科学严谨性的尊重，他缓缓地说：“在我们的大会堂里，你看不到一张毛主席的巨幅画像，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敬仰不应该仅仅表现在形式上。科学研究更应该注重实际效果和原则，而不是形式上的政治象征。” 孙家栋听到这样的回应，心中的重担顿时轻了许多。 他感受到了来自最高领导层的理解和支持，这让他更有信心推动项目朝着科学化、实用化的方向发展。 会后，孙家栋与团队成员分享了这次经历，所有人都深受鼓舞。 周总理的指示不仅解决了一个技术上的争议，更为整个团队指明了未来的方向——在中国的航天事业中，科学原则应当高于一切。 在东方红一号卫星项目的后期，一个技术难题引起了孙家栋和他的团队的关注：如何确保新发射的卫星能够在地面被肉眼看到，从而实现科普和宣传的目的。 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卫星本体很难被地面直接观测到，因为它太小，且反射的光线微弱。 孙家栋和团队经过多次讨论和计算，决定采用一个创新性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们与负责发射的火箭团队密切合作，提出了在火箭的最后一个级别——也就是将卫星送入轨道的部分——安装一圈特制的增亮观测裙。 这种观测裙由高反射率的材料制成，能够反射更多的阳光，从而使卫星在太空中看起来更亮。 实施这一方案需要精确的工程计算和设计，团队成员们花费了数周时间，对不同材料和形状进行模拟，确保这个观测器既不会影响火箭的飞行稳定性，也能达到预期的增亮效果，在经过一系列地面测试后，这个方案被证实是可行的。 终于，1970年3月21日，这个经过精心准备的方案得以实施。 当天，孙家栋和他的团队聚集在发射控制室，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紧张与期待。 随着倒计时结束，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冲破云层，直冲太空，成功的发射不仅标志着技术的胜利，也是中国航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当夜幕降临，团队成员和观测人员聚集在室外，仰望星空。 通过望远镜和肉眼，他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那颗增亮的卫星像一颗明亮的星星，穿过夜空。 这一幕让所有人无比激动，团队中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