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1927年以后，坐稳了权位的斯大林开始着手搞一些大动作。当年年底，苏联高层通过了“实现农业集体化”决议，它意味着备受争议的“新经济政策”终于翻了篇。而在那个时间点上，对于被世界无产阶级奉为“丰碑”的苏联而言，手头有更加亟待解决的问题——有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必须立即被消灭。

我们把目光放回到六年前。1921年，苏维埃政权开始感受到了来自“背后”的压力：为应对内战而制定的刚硬战时政策的弊端开始显现，民众对其承受力濒临崩溃，基层社会骂声一片，年轻的政权开始丧失民心。关键时刻，伟大领袖列宁同志拿出了惊人的魄力，他以一手“新经济政策”重新稳定了局势。

虽说这套措施在苏联历史上饱受争议，但平心而论，比起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们迫不及待地宣称“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而言，它最起码是正常的。

“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被基层民众接纳，很大原因在于它弱化了政治立场对经济政策的束缚，更具“人性化”。例如“新经济政策”规定，农民可以不向政府交纳征粮，而是以粮食税代替；百姓可以私下里将富余的货品交换，大家取长补短互通有无。在此之前，苏维埃政府经常派人去农村强行征收粮食，那些以“全权特使”身份被派下去担任“征粮官”的朝中大员，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手里没有几笔血债。

对于更加宏观的层面，苏维埃政府也不再大包大揽。“新经济政策”规定，对于国家无力管理的企业和中小企业，可暂时交由私人经营。这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国家资产的浪费，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显然，“新经济政策”更加务实，更具可行性，自然也更容易被民众接受。

然而问题来了，这套措施的字里行间似乎一定程度上承认了私有制的合理性；产品有了流通就意味着形成了“市场”，而出现了市场就无法避免对货币的需求。没错，当时的苏俄社会也的确出现了某种形式的用于自由交易的流通货币……这听起来有些不太对劲儿，似乎苏联朝着资本主义的路子走了是不是？事实上，在“新经济政策”落实没几年后，苏联社会上的确形成了一个角色类似于“资本家”的群体，他们被称为“耐普曼阶层”。

所谓耐普曼阶层，是由充斥在苏联社会各个领域的个体户、自由职业者、非劳动作业者、商人、企业承包人以及投机者构成的。截至1927年，耐普曼阶层总人数达到了321.1万人，约占当年总人口的2.2%左右。毫无疑问，耐普曼阶层一度在苏联社会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他们帮助国家将富余的资金和货品流通起来，使得苏联如死水一般的经济生活焕发出了久违的活力。

然而正如我们先前所讲，耐普曼阶层，尤其是其中比较富裕的那部分，他们扮演的角色跟我们如今所说的“资本家”几乎无异，因此，他们自然成了苏联人民眼中的“阶级敌人”，这也成了列宁以及“新经济政策”向来备受批评的原因之一。不过，彼时的国家领袖列宁显然操得更多的是发展的心，并没有在意太多，他甚至主动接纳了一批资本家用以帮助苏联发展，这其中就包括一个名叫阿德曼·哈默的美国商人。

作为商人，哈默精明到了“狡猾”的地步。当听闻罗斯福新政即将出台的消息后，哈姆预判新总统为重振美国经济一定会彻底废除“禁酒令”，被压抑已久的美国民众必将陷入“报复心消费”的狂潮，酒精饮料的销量必然暴涨。然而哈姆并没有提前囤积酒类产品，也没有自己开厂酿酒，他认为酒的价格再涨，利润也是有限的；相反，他以极低的价格买入大量看似毫无用处的木材，转手就把它们做成酒桶，结果仅靠卖桶，他赚到的钱丝毫不比一些卖酒的商家少。

某种角度而言，商人哈默其实就是投资分子，苏联有发财的机会，他自然不会放过。

1921年6月，哈默带着一笔钱来到苏俄。他原本想要以建立医院帮助百姓治疗流行病的名义倒卖药品，但看到俄国的状况后，立马改意将所有的钱全部从美国买了粮食，运到俄国后平价售出。

同行很诧异，因为哈默从中挣不到几个钱，甚至还有赔钱的可能，但他看到的却是这笔买卖背后的价值。果然，哈默的举动立马引起了列宁的注意，后者不但在克里姆林宫亲自接见了哈默，还当场表示“苏俄可以同美国取长补短”：“我们需要美国的技术和方法，需要美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为哈默赋予了高得吓人的特权。例如1922年，列宁在郊外疗养时收到了来自哈默的电报。后者抱怨称自己运送货物的一列火车在途中被某车站站长擅自截停，站长提出要几千斤粮食当“过路费”，哈默认为无理，遂找列宁讨个说法。结果列宁二话没说，要求车站放行，还顺手毙了那名站长。

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列宁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促进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站稳脚跟，但这番有意无意的表态后，哈默的身价立马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在西方国家看来，他成了西方世界同苏俄沟通的纽带和“代言人”，那些想要从苏俄淘金的人，几乎都要先让哈默点头。

事实上，哈默在用钞票填满自己口袋的同时，也确实帮了苏联许多大忙。例如，彼时的苏俄急缺汽车、拖拉机以及相关技术，曾试图向美国汽车大厂福特公司寻求合作，但福特公司的掌门人亨利·福特是个傲慢的“反苏派”。在苏维埃政府的恳求下，哈默出面帮助谈判，后者以极高的利润做筹码，作为商人，亨利很难拒绝的。果然，亨利·福特最终松了口，苏俄获得了产品和技术，福特赚到了远超市场行情的利润，而哈默也从中狠捞一笔，可谓皆大欢喜。

毫无疑问，诸如哈默这样的人能给苏联带来切切实实的好处，而苏维埃政府对他们的暧昧态度也直接为国内的耐普曼阶层的发展开了绿灯。在发展的同时，耐普曼阶层内部也出现了巨大分化。据统计，截至1927年底，处于耐普曼群体底层的自由职业者、手工业者平均收入在257～303卢布之间，比普通工人和国企职员普遍还低七八十卢布；而耐普曼群体上层的企业承包人的年平均收入约为2603卢布；经纪人和投机者的收入更是离谱，竟高达4125卢布，是普通劳动者的十多倍。

不仅如此，耐普曼阶层中一部分有钱人开始利用手中的富余资本悄悄掏空国家：他们大量收购粮食、黄金、工业原料和产品，制定一些隐蔽条款公然突破“八小时工作制”的约束，给劳动者不相匹配的“额外劳动回报”。他们自认为在苏联社会上发挥的积极作用无可替代，于是愈发有恃无恐起来。

不难想象，倘若问题不得到解决，用不了多久，苏联社会的贫富差距就会迅速扩大，劳动者的积极性大受打击，社会风气败坏。当人们不再崇尚劳动，而是都想着投机取巧一夜暴富时，对于以宣扬“劳动光荣”的苏维埃政权，这显然是毁灭性的。

对于这些，苏联民众并非没有察觉。列宁逝世后，考虑到苏联当下的状况，斯大林力排众议，宣布采纳布哈林的建议，延续列宁时代的经济政策，这直接导致斯大林的个人威望大受冲击，高层甚至一度形成了“新反对派”。斯大林自然深知其中的利害，但想要消灭一个群体，必须要先做好消灭它的准备，当时的苏联显然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而在经过了几年的布局后，时机成熟时，斯大林终于下手了。

1927年底，在宣布施行农业集体化的同时，苏联高层发起阶级运动围剿耐普曼阶层，短短几年后，数百万众的耐普曼群体基本宣布消亡。随后，斯大林通过一系列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的手段直接重建了苏联的经济结构，不但把苏联送上了世界一流强国之列，更是将经济命脉重新牢牢地掌握在了国家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