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局内有地下党！”军统头子戴笠闻讯震怒，刚要下令缉拿“内鬼”，但看到名字后，却忍不住“扑哧”一笑，甩了句：“这不可能！” 内战爆发后，李时雨的处境变得愈发危险，由于他在内部一贯表现得温和有礼，不忍心参与对共产党人的打压，逐渐引发了军统内部的疑心。 军统上海站的一些特务对他产生怀疑，甚至上报戴笠请求调查，幸运的是，戴笠对李时雨的信任依然稳固，未曾动摇。 然而这一险情并未就此结束，李时雨很快遭到特务们的严密审查，为了确保组织安全，他提前策划了一次劫狱行动。 在审讯中，他宁死不屈，不露丝毫破绽，特务们最终无法获得任何证据，党组织成功实施劫狱，将他营救出狱。 李时雨被党组织护送至香港，随后辗转前往北京，多年来的潜伏与掩护身份令他几乎未能公开承认自己的党籍。 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终于卸下伪装，穿上了期待已久的解放军军服，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组织对他多年的隐蔽战线贡献给予高度评价，称他为“顶得上三个师的英雄”。 李时雨内心充满自豪与感慨，但他从未夸耀自己的功绩，而是继续默默工作，致力于新中国的情报事业。 李时雨进入东北军是他潜伏生涯的起点，凭借大学同窗张学孟的推荐，他被安排在“剿共处”任职，身份仅为普通的中尉办事员。 他没有因职位低而气馁，反而借此机会仔细观察并悄然积累军事情报，他以低调谦和的作风赢得张学孟的好感，渐渐引起注意。 李时雨以独到的军事见解出人意料地博得张学孟的信任，张学孟将他推荐给了张学良，并为他打开了通往更高层的门路。 在张学良的身边，李时雨默默承担着获取情报的任务，他的身份并不总是隐蔽无虞，西安事变之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李时雨潜伏多年的关系网也随之瓦解。 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拉开帷幕，李时雨转向了日伪政府内部，借助在东北军中的积累的关系网，进入了伪政权的检察机构。 李时雨的掩护身份是检察官，而他的实际任务是打探情报、营救同志，当时抗日形势日益严峻，日伪政府加紧了对共产党的打压，许多地下党员和抗日人士被捕入狱，冯骥便是其中之一。 李时雨当时面临的险境不容小觑，冯骥的案子备受关注，日伪政府的保密工作极为严密，李时雨凭借自己在日伪政府内积累的信任，暗中销毁了能够直接证明冯骥身份的核心档案。 为了进一步确保万无一失，李时雨还在冯骥受审时亲自参与，以“亲戚”身份替冯骥辩护，日伪政府最终不得不放人，而李时雨也成功完成了一次精妙的营救行动。 他利用职务之便，将汪伪政权策划的“清乡计划”等情报及时传递给党组织，帮助地下党人成功避险。 为了进一步深化情报网络，他精心布局，将多名党员安插在汪伪政权的各个部门，并安排部分同志进入商贸领域，暗中配合情报工作。 后来李时雨通过军统特务余祥琴的推荐加入了国民党特务机构，成为戴笠手下的得力干将，军统组织内部错综复杂，但李时雨凭借老练的政治手腕和不动声色的态度，取得戴笠的信任。 在上海担任军统站长期间，他接触到大量军统的机密文件，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军统内保持低调，但一旦获取到重要情报，便会悄然转交给党组织。 他曾成功拦截并破译军统的“黑名单”，军统计划对这些人实施暗杀，李时雨迅速将名单传递出去，使得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保护了多位同志的生命安全。 李时雨的一生无疑是隐秘战线的典范，他用智慧和忠诚谱写了一段传奇，向后世展现出一位无名英雄的坚韧与奉献。 参考资料：地下工作者李时雨 王树仁 文史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