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2岁的女知青刘琦因返城无望，选择嫁给了一位农民。新婚之夜，她对丈夫深情承诺：“只要你对我好，我愿意在农村扎根。”然而，18年后，她却因绝望喝下农药，临终前悔恨地说：“嫁给他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 1965年，当20岁的刘琦踏上前往内蒙古鄂尔多斯红柳圪旦村的路途时，她的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 作为响应"上山下乡"运动号召的知识青年，刘琦怀揣着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了这场轰轰烈烈的社会变革中。 初到红柳圪旦村，刘琦面临着诸多挑战。陌生的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做不完的农活，都让这个城市姑娘一时承受不住。 然而，刘琦凭借着坚韧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逐渐融入了村庄的生活。她学会了放牧、织毛衣、种地，甚至还掌握了一些当地的方言。村民们被她的勤劳和聪明所打动，渐渐接纳了这个来自远方的姑娘。 在村里，刘琦不仅参与日常劳动，还积极投身于文化建设。她组织了村里的扫盲班，教导村民们识字读书； 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识，帮助村民们写信、算账。渐渐地，刘琦在村里成为重要的一员，赢得了村民们的尊重和喜爱。 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刘琦的命运发生了转折。1978年后，国家开始实施知青返城政策。 许多与刘琦同期下乡的知青纷纷返回城市，重新开始他们的人生。但是，由于家庭成分问题，刘琦的返城申请一再被拒。眼看着昔日的同伴们陆续离开，刘琦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孤独。 就在这时，村里的青年刘三海开始追求刘琦。初识时，刘三海对刘琦的追求热情似火。他常常在刘琦劳作时送来自己亲手摘的野果，或是在寒冷的冬日里为她准备一杯热腾腾的红糖水。这些细微的体贴举动，让长期感到孤独的刘琦心里泛起了涟漪。 在村里人的撮合下，两人很快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婚礼那天，全村沉浸在欢乐的氛围中。刘三海穿着崭新的中山装，笑容灿烂； 刘琦则穿上了大红的嫁衣，羞涩却幸福。村民们纷纷送来祝福，热闹的锣鼓声和欢笑声回荡在村子的上空。 婚后的蜜月期里，两人的生活宛如童话。刘琦努力适应农村生活，学习做家务、照顾公婆。她起早贪黑，学会了和面、蒸馒头，还掌握了腌制咸菜的技巧。 刘三海则体贴地照顾着刘琦，常常主动帮她分担家务，有时还会偷偷为她准备一些小惊喜，比如一条漂亮的头巾或是一双新鞋。这些温馨的时刻，让刘琦感受到了家的温暖，也让她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三海开始露出真实面目。变故始于一个平常的夏日傍晚。那天，刘琦因为忙着照顾生病的婆婆，晚饭准备得晚了些。 刘三海回家后，不由分说就对刘琦大发雷霆，甚至抬手打了她一巴掌。这是刘三海第一次对刘琦动手，也成为了噩梦的开始。 更让刘琦难以接受的是，刘三海和家里人都抱着强烈的重男轻女思想。当刘琦生下一个女儿后，不仅没有得到丈夫和公婆的疼爱，反而遭到了更多的责骂和虐待。 尽管家庭生活陷入困境，刘琦并没有放弃追求自己的价值。1980年代，她通过努力成为了村里的代课教师。 在教学岗位上，刘琦发挥了自己的才能，深受学生和家长的喜爱。然而，这份工作却加剧了她与家庭的矛盾。刘三海认为妻子当了教师就是在"摆架子"，经常因此辱骂刘琦，甚至阻挠她去上课。 随着时间推移，刘三海的行为愈发恶劣。他开始酗酒、赌博，家里的积蓄很快被他挥霍一空。 面对种种打击，刘琦曾多次尝试逃离这个家庭。然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离婚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村里的干部和邻居们总是劝她忍耐，认为家庭矛盾是"家务事"，不应该闹到外面去。无奈之下，刘琦只能继续忍受着这段痛苦的婚姻。 1996年春节前夕，积压多年的痛苦一朝爆发。除夕夜万家灯火，她却悄悄离开了家，喝下百草枯结束了荒唐的人生，她写下了一封长长的遗书，诉说了自己这些年来的痛苦经历。 （参考信源：《河套女知青之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