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不顾众人反对，决定南渡。六年后，他的儿子却选择回到大陆，临别时梅贻琦握着儿子的手说：“你回去也许能有所成就，但这也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见了。” 1935年,幼年的梅祖彦身体孱弱,接连罹患中耳炎和肺炎,住进协和医院治疗。 病愈后重返校园,却难以跟上学业进度。 1936年春,梅贻琦得知刘崇鋐教授在家开办私塾,便让祖彦退学参加。虽仅学习两月,却受益匪浅,古文根基由此奠定。 儿时的梅祖彦在父亲悉心教导下,养成良好的性格和生活习惯。 即使在公务缠身的抗战时期,梅贻琦仍处处为儿子着想,关怀备至。 1943年,美军大规模征召国民党军队翻译,梅祖彦毅然弃学从戎,志愿担任翻译员。从曲靖汽车训练班到昆明译员训练班,再到美军总部译员室,他始终兢兢业业,尽职尽责。 1945年,时任译员的梅祖彦有幸入选赴美执行紧急任务的50人名单。 66小时的飞行,跨越四大洲,最终抵达美国。 在密西西比州机场,他帮助中国空军机械士学习飞机维护和修理技术,直至1946年夏翻译工作结束。 秋风送爽,梅祖彦重返母校伍斯特理工学院(WPI)攻读机械工程。 优越的学习条件,丰富的教学资源,让求学之路畅通无阻。 1949年6月,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却遇上经济萧条,职场萧瑟。无奈之下,他转战芝加哥伊利诺伊理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 1952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工业迅速复苏。 梅祖彦硕士毕业后,在沃兴顿机械制造厂谋得一职,从此开启他的工程师生涯。 然而,漂泊异国的岁月,也意味着与父亲聚少离多。 1949年,65岁的梅贻琦抵达美国,与儿子梅祖彦重逢。祖彦孝顺父母,常从微薄的月薪中拿出一部分补贴家用。 他还充当起父亲的专职司机,接送他上下班,拜访友人。 对于不愿购车、也不会开车的梅贻琦来说,儿子的陪伴无疑给生活带来诸多便利,也拉近了父子间的距离。 1954年3月,梅贻琦启程飞往台北,参加"国民大会"。父亲离开没几天,梅祖彦就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回到祖国的怀抱。 在当时的背景下,这个决定充满艰险。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侨民,尤其是留学生的态度急转直下,在签证等方面设置重重障碍。 梅祖彦手持的护照已过期两年,留学签证也多年未发,在美国已无合法身份。 唯一的出路,就是铤而走险。 经过缜密筹划,梅祖彦决定乘飞机偷渡出境。 他发现机场安检较为松懈,有可乘之机。 在法国领事馆的"配合"下,他弄到了一个法国签证,并订好了前往巴黎的机票。尽管航空公司察觉护照过期,但在其补填移民局报表后,仍然放行。 抵达巴黎后,在表姐夫汪德昭先生的帮助下,梅祖彦得以安顿下来,但回国之路依旧荆棘密布。 他两次前往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士领事馆寻求帮助,并见到了出席印度支那问题国际会议的中国官员。 由于当时中美尚未建交,中国代表团决定在会外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无理阻挠中国留学生回国。 考虑到梅祖彦在巴黎购买船票遇阻,代表团最终同意其取道苏联回国,为其换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并提供了补助。 1954年6月2日,梅祖彦与另一位同学搭乘飞机离开瑞士,途经莫斯科后,于6月6日抵达北京。 从纽约到巴黎,再到瑞士、莫斯科,最后回到祖国,梅祖彦走过了一条充满坎坷与艰辛的回国之路。 事实上,早在筹划阶段,梅贻琦就对儿子的打算心中有数。他虽未明言,但心中焦虑不已。 然而,他最终还是尊重了儿子自主选择前途的意愿,只在为人处世方面给予规劝,对其行动默许了。 临别时，梅贻琦握着儿子的手说：“你回去也许能有所成就，但这也是我们父子最后一次相见了。” 无论是弃学从军,还是归国筹划,梅祖彦都没在事前征求父亲同意。而梅贻琦,始终以开明而睿智的态度,给予儿子最大的支持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