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曾对华国锋感叹：分田单干算是什么新鲜事？几千年来一直都是分田单干，建国初期也是如此。它确实能在短时期内提高粮食产量，但弊端也体现在多方面。比如生产资料不是公有，不能实现共同富裕；机械化也搞不成了，因为田太分散了，东一块西一块，到处都是田埂，正在修的水利设施不修了，已经修好的水利设施荒废了，不少农业机械成了废铁。 毛主席也对这种现象有着清楚的认识。他深刻地指出：“在农村这片广袤的阵地上，如果社会主义不去积极占领，那么资本主义就必然会趁机而入，填补这一空白。”针对当时农民纷纷卖地的现象，他忧虑地表示：“农民卖地，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趋势。虽然法律上并未明文禁止，但我们不能坐视不管，必须积极行动起来，寻找有效的途径来阻止农民卖地。而合作社，正是这样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简单的互助组已经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只有通过建立合作社，实现更深层次的合作，才能真正解决农民卖地的问题。想象一下，一个拥有一、二百户的大合作社，能够有能力照顾到那些鳏寡孤独，这样，农村中的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主席坚信，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应当意味着广大民众的均等与均富。革命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推翻旧有的不公制度，建立起全新的社会主义制度，让贫苦农民长久以来渴望的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梦想得以照进现实。在他看来，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绝不能容忍的现象。 毛泽东认为，“对于个体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推动互助合作，创办合作社，这不仅仅是一个未来的方向，更是当前迫在眉睫的任务。现在的形势是，我们既有着迫切的需求，又具备了实现的可能，潜在的力量是巨大的。” 为何说可能呢？毛泽东给出了三个有力的理由。首先，他分析道，土改后的农民，既保留了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展现出了对互助合作的强烈愿望。中国的人口众多，耕地相对不足，加之自然灾害的频发和经营方式的落后，使得土改后的许多农民仍然面临着困难和贫困，真正富裕起来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农民内心深处都渴望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蓬勃发展和所取得的显著成就，更是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这种积极性。对于他们而言，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路可走。这样的农民，占据了全国农村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到七十。” 其次，毛泽东坚定地指出，“党完全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步入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仅成功领导了人民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而且在农业领域，特别是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应当坚信群众的力量，我们应当坚信党的领导，这是两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再次，已经建立起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展现出了巨大的优越性，不仅大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还完成了许多个体农户难以企及的任务，如兴修水利、扶助孤寡、改造农田等。这些合作社大多已经得到了巩固，实践证明，农业合作化是完全可行的。毛泽东欣慰地说：“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合作社都实现了农作物的增产，这是一个极好的信号，充分证明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社员的生产积极性是高昂的。” 毛泽东反复强调，在合作化运动中，自愿互利的原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农民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劳动者。因此，对待他们，绝不能采取剥夺或强迫命令的方式，而只能通过说服教育，因势利导，引导他们自愿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实现自愿，就必须根据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大多数农民的生产需求及觉悟水平，来制定合理的互助合作步骤。要确保农民入社自愿，退社自由。 通过示范效应，让农民亲眼看到互助合作的好处，从而自觉自愿地走上互助合作的道路，这才是推进合作化的正确途径。同时，也要注重互利原则，即在经济上要坚持平等互利，合理处理生产资料入社的问题，既要防止占有生产资料较多的富裕中农侵占生产资料较少的贫下中农的利益，也要防止贫下中农侵犯富裕中农的利益。 此外，毛泽东还高度重视农民的文化教育问题，积极推动扫盲运动，以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他深知，在农民中，文盲占据了绝大多数，要改变这一现状，首先就要让农民识字。正如列宁所言，“文盲是政治的局外人，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无法参与政治。”毛泽东也多次强调识字扫盲的重要性，他指出，扫盲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得到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 为了改变农民文化素质低下的现状，使他们能够心甘情愿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积极组织起来为实现国家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毛泽东大力倡导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建立农民协会，有效地组织农民开展“识字班”、“读报班”、冬学等活动，帮助他们学习文化知识。在他的亲自督促和指导下，20世纪50年代，我国先后掀起了三次规模宏大的扫盲运动。经过冬学和民校的学习，农民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升，集体荣誉感也大大增强。他们开始自觉地加入到集体中来，积极推动生产和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