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府找日本借款，成功赖账不还，却让中国后来吃了大亏。   1927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北洋政府被推翻，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政府公开声明“贿选总统之下的北京政府所借外债概不负责偿还”，拒绝偿还西原借款本息，使得这笔借款彻底成了一笔烂账。   日本的追债行动最终以1929年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的自杀事件告终，这位公使因无法完成讨债任务，在巨大的外交压力下，带着武士道精神结束了生命。   这笔借款未能得到偿还对日本国内造成了一定冲击，然而其影响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损失上。   佐分利贞男的自杀和这笔“赖账”在日本引起轩然大波，激起了日本国内对中国的不满情绪。   日本国内的军部势力趁此契机逐步崛起，主张对华采取更强硬的政策，转向直接侵略的路线。   那么，北洋政府到底借了多少钱呢？   当时，借款的谈判人是寺内正毅政府派出的特派代表西原龟三，因此被称为“西原借款”。   1917年至1918年间，这笔借款共分八次借出，总金额高达1.45亿日元，折合当时的6000万两白银。   北洋政府为什么要借这么多钱？实际上，自成立以来，北洋政府财政状况一直困窘，尤其是在袁世凯称帝失败后，北洋政府的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连政府雇员的薪资都无法保障。   国家经济崩溃，中央政府无法有效管理和征收地方税收，国内的军阀割据更让中央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   为了应对日益加剧的财政危机和南方护法运动的威胁，段祺瑞政府决定向日本借款。但是，借是借了，段祺瑞却根本没打算还。   根据当时北洋政府财政部的统计，西原借款的65%被直接用于财政支出，以发放拖欠的政府雇员工资和补贴行政开支。   余下25%用于军费支出，支持北洋政府武力镇压南方护法运动。段祺瑞在获得借款后，迅速稳定了北洋政府的财政体系，至少表面上解决了“欠薪”问题。   政府职员、军队甚至教育部门的薪资均得到了拨付，缓解了当时因财政崩溃引发的社会不满。   然而，大量借款被用来贴补日常支出和军费支出，基础设施如电信、铁路等项目并未落实，抵押收益自然也难以实现，日本方面在这笔借款上无法获取实际资产支持。   而日本之所以愿意为北洋政府提供这样“宽松”的借款条件，其背后显然有其长远的战略考虑。所以，日本并不无辜，那么，这笔借款到底有多少坑呢？   相比早期的“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在条款上确实看起来“优惠”。   在以往的借款中，中国政府通常需要承担高额的折扣、佣金和手续费，然而，西原借款直接提供现金，且无任何手续费。   在抵押物方面，日本方面的要求也较为宽松，主要为政府国库券及部分基础设施建设收益。   由于当时北洋政府财政形势极为严峻，根本无法提供实质性保障，这样的抵押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形式。   作为西原借款的提议者，日本总理寺内正毅意图通过这笔借款扶植一个亲日的政府，以进一步加强日本在中国的影响力。   西原龟三在与北洋政府的交涉中，实际为日本的“怀柔政策”铺路。   寺内政府希望借此逐步实现对中国的渗透，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多是从军事、政治和社会等多维度控制。   通过西原借款，日本试图将中国东北、山东等地的基础设施控制权逐步掌握，并以军事顾问身份进入北洋军队，干涉中国的军队建设。   正如寺内所言，这一“怀柔”战略或许比直接武力干预更具长远效应。   尽管段祺瑞从未打算偿还这笔巨额借款，但日本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依然达到了预期目的。   通过对交通银行的贷款，日本为扶植亲日派提供了经济支持，进一步渗透中国的金融系统。   随着东北地区铁路、矿产和森林等资源的接连抵押，日本扩大了在东北的影响，为后来的满洲事变及占领东三省奠定了基础。   而段祺瑞政府被扶植成日本的盟友，也让日本可以在此后逐渐通过密约和条约进一步巩固在山东的军事存在。   西原借款成为了中日关系的一块隐痛，揭示出日本在中国逐步扩张的侵略野心，而北洋政府的债务拖欠更为日后日本以“维护利益”为名进一步侵略中国提供了口实。   总体而言，西原借款在账面上是北洋政府得利，日本吃亏。然而从长期影响来看，日本借此获得了广泛的隐性权益，通过扶植亲日派实现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