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一天，被下放8年之久的郑维山，再次回到了北京，等待分配工作。 1915年，郑维山出生于河南省新县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郑国祺曾参与黄麻暴动，任村苏维埃主席，深深影响了年轻的郑维山。 他的成长伴随着革命的火焰，15岁时，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红军战士。 少年时期的郑维山，心中燃烧着对革命理想的向往与追求。 郑维山的军事生涯从他的快速奔跑开始。作为一名传令兵，他在红军中传递命令，负责将师长徐向前下达的指示迅速送达各个部队。 那时电台尚未普及，传令兵的职责显得尤为重要。 郑维山以迅捷的脚步和卓越的执行力，赢得了徐向前的赞赏。 徐向前对此人不仅给予了重视，更在战斗中给予他许多指导和支持。 短短三年后，郑维山便以年仅18岁的身份担任了师政委，这在当时的军队中实属少见。 在解放战争期间，郑维山所率领的第三纵队被誉为“华北劲旅”。 他们在华北战场上屡次取得胜利，让敌军傅作义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郑维山的指挥能力和作战智慧让他在众多高级将领中脱颖而出，声名显赫。 他的军事才能不仅体现在常规战斗中，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作为20兵团的代司令员，郑维山在朝鲜战场上屡出奇招，屡次获得志愿军总部的嘉奖，证明了他卓越的指挥能力。 然而，辉煌的军事生涯并未让郑维山免于政治风波。 在和平年代，他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司令员及党委第一书记，肩负着保卫国家首都的重任。 正当他全心投入到工作中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波将他卷入其中。 郑维山因刚正不阿，与反革命集团展开斗争，最终遭到错误的批判，被下放到安徽农村进行劳动改造。 在安徽的日子里，郑维山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七十年代末，国家开始审理冤假错案，郑维山的情况逐渐引起了上级的重视。 在聂荣臻、徐向前等老战友的支持与关心下，他的冤屈得以平反。全家从安徽返回北京，开始等待新的工作机会。 当他带着家人返回北京后，面临着工作安排迟迟未决的困境，生活来源成了一个严峻的问题。 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粮票、油票和布票是获取基本生活保障的必要条件，而没有单位的支持，他的家庭陷入了困境。 在赋闲数月后，郑维山感到无奈，决定向曾经的上级求助。 于是，他找到了徐向前元帅，那个曾在战场上与他并肩作战的老首长。 徐向前得知他的处境后，沉默片刻，神情中流露出对郑维山的同情。他直言：“我会向总政治部询问一下，这事应该是他们负责的。” 徐向前在军中威望极高，担任过军委副主席等重要职务，他的发言自然有着不小的分量。 如果他决定为郑维山发声，事情很可能会迅速得到解决。 徐向前并没有急于做出严厉的命令，而是采取了更加温和的方式。他首先让秘书拨通了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的电话，耐心地说道：“国清同志，请你们尽快落实一下，现在有很多像郑维山这样的情况，他们在北京没有工作，生活无着落。” 在电话的另一端，韦国清对此表示非常重视，承诺会亲自过问此事，并尽快解决。 徐向前接着又询问：“像郑维山这样的情况，是由北京军区来解决，还是你们总政治部统一安排？希望两边能够协调好，尽快处理，不要再互相推诿了。” 最终，在徐向前的协调下，郑维山的生活和工作问题迅速得到了解决。 相关单位确认了郑维山的身份与资格，安排了他的新工作。 在徐向前的关心下，郑维山的困境得到了解脱，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1982年，郑维山被任命为兰州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继续为国家的安全与发展贡献力量。 在这段时间里，他始终保持着对人民和国家的关注与责任感。 到了2000年3月，郑维山因病住院。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展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拒绝使用昂贵的药物，将省下来的钱用于国防建设。 他在临终前要求医院停止一切治疗，将自己最后一个月的工资上交作为党费，同时将家中的所有书籍捐献给大别山地区的孩子们。 他希望丧事从简，不举行追悼会，甚至不希望进行遗体告别。 2000年5月9日，郑维山在85岁时静静地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