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1月，新四军电报科长叛变，我军尚未察觉。不久，日军收到叛徒绝密电报，内容竟然是粟裕、谭震林、叶飞、王必成、陶勇等新四军高级将领秘密开会的地点、参会名单、行程路线。 施亚夫出生于1915年的江苏南通，早在十几岁时便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成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 在地下工作中，他表现出色，但1931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最终在艰难的营救中逃出监狱。 此后，施亚夫巧妙地潜入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成为一名士兵。 凭借出众的能力，他在军中迅速升迁，为营救被捕的同志提供了重要情报。 然而，一个被捕的地下党员在特务手中忍受了两天的折磨，最终透露了施亚夫的身份。 抓捕的那天，施亚夫还未察觉到危险来临，便被几名士兵绑住，蒙上眼睛，直接扔进了车厢。 漫长的等待与黑暗之后，他被带到了这座阴森的监狱，求救无门。 在监狱中，施亚夫经历了严酷的刑讯。 在第三天的审讯中，他遍体鳞伤，已经无法站立，只能被绑在刑具架上。 面对两个特务的威逼，他始终保持着沉默。 特务一边说，一边用鞭子抽打着他。 施亚夫牙关紧咬，毫不妥协。特务们的耐心渐渐耗尽，愈加用力地抽打他，施亚夫感到自己的身体已接近极限。 但就在这绝望的时刻，外面突然传来日本飞机轰炸的警报声。 “轰”的一声，炸弹准确无误地击中监狱的高墙，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施亚夫听到监狱内传来一阵逃跑的欢呼声。 他的心中燃起一丝希望，趁着混乱，他挣脱了绳索，踉踉跄跄地朝外跑去。 天无绝人之路，施亚夫在生死关头再次逃离了魔爪。回到家乡后，他迅速与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开始在当地组织起一支队伍。 这段时间，他得到了老朋友的劝说，提出投降汪伪政府的想法。 他经过深思熟虑，向党组织申请同意后，决定潜伏到汪伪政府内部，继续为党传递情报。 施亚夫的投诚并非出于背叛，而是为了更好地为党工作。 他在汪伪政府中迅速建立起与高层的联系，凭借自己带来的队伍和丰富的情报，逐渐成为核心领导层的一员。 他能够轻松参加由小林信男主持的会议，获取第一手情报。 1942年冬季，南坎会议在苏中军区悄然召开，参会的主要指挥员包括粟裕、谭震林、王必成和叶飞等人。 会议的目的在于制定针对日本下一阶段清乡行动的作战策略，增强新四军各部队之间的联系。 这样的级别和保密性使得会议的参与者必须小心翼翼，除了指战员和随行的警卫员，只有负责联络的通讯科人员知晓具体安排。 会议期间，粟裕和其他指战员从不同方向赶来，沿着僻静的小道，避免了日军和伪军的监视。 他们在一所平房中顺利聚集，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大家很快便达成了一项可行的联动策略。 然而，正当会议进入尾声，谭震林开始分批次退场时，突发的情况打破了原本的平静。 粟裕是最后一个离开的。 就在他准备离开时，一个警卫员急匆匆地闯了进来，手中拎着一盒老炮牌香烟，毫不犹豫地递给了他。 这个信号令粟裕心中一紧，意识到可能出现了内鬼。他立即下令所有电台进入静默状态，并迅速指示骑兵追赶其他首长。 在此紧急情况下，粟裕选择了镇定。他决定暂时不急于离开，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来给敌人一个教训。 骑兵们的迅速行动确保了各位首长的安全，他们巧妙改变了行进路线，成功避开了日军的追捕，顺利返回驻地。 与此同时，粟裕则在南坎内心中盘算着反制措施。 他让特科负责人周林严密监视所有电台的动态，等待敌人露出马脚。 随着日落西山，会议的指战员们陆续返回，粟裕感到一阵疲惫，正打算稍作休息，周林突然推门进来。 “粟指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信号。”周林低声说道，神情凝重。“经过鉴别，这个信号来自电讯科，似乎是密码。” “对方耐心不够，看来他们开始急了。”粟裕的心情稍稍放松，随即询问，“发信的是谁？” “电讯科科长，他承认是被日本女特工色诱，被迫发信。”周林的语气中透露出一丝不安。 经过短暂的沉思，粟裕做出了果断的决策：“这个人留下来恐怕会对我们潜伏的同志造成威胁，移交军事法庭处理。” 随着粟裕和警卫员的离开，日军在此次行动中两度失利，内鬼的存在让他们的情报工作遭遇了重创。 日军特高课的领导人小林信男对此感到愤怒，他开始对当天参会的人员进行严密筛查，最终将怀疑的目光投向了施亚夫。 施亚夫早已成为敌人关注的目标。 特高课以各种借口将他逮捕，尽管施亚夫坚决否认与任何共产党有联系，但在监禁期间，他经历了长达三个月的严酷审讯，依然没有找到足够的证据来定罪他。 最终，施亚夫在李士群的施压下被释放，继续潜伏在汪伪政府内部。 尽管经历了重重险境，他依然能够在动荡的环境中生存下来，继续为党的事业服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汪伪政权逐渐走向崩溃。 施亚夫原本计划趁机倒戈到蒋介石当局，但中央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让他以“归顺”的名义率队回到苏区。 施亚夫最终回归了正常的生活，并继续为党和国家的建设贡献力量。